李克农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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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勤被审
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
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
1942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
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等等。
一批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关押了100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
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
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
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
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
审干的反思
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
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
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此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这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遂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之后，立即指示，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的危害性，并采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
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带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反映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公开承担了责任。
李克农也在痛苦地反思着：为什么会闹出这样一个局面来？他向有关领导反映，但没有下文；他有意识地和康生拉开距离，却又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帮他解了这个结。
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和李克农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谈话。
周兴是党内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干部，学徒出身，师哲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他们在毛泽东身边都很随便，几个人散坐在床边和椅子上，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随便谈，有啥说啥，咱们这儿可不抓‘特务’，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李克农四下打量了一番：怎么没见康生？
周兴和师哲也露出同样的疑惑———康生，他是这场运动的总负责呀！毛泽东猜出来了：“几个月前我就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可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就找你们谈。”
审干后的“补救”行动
毛泽东运用他那独有的循循善诱的方式，为这几位头脑一度发热的保卫干部们慢慢降温。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也别送了。”“为什么？”师哲问道。
“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毛泽东反问。
“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总不会全盘皆错吧！”师哲有点不服。
“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泽东很倔强。
“你要不信，”毛泽东接着说，“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接着话茬，毛泽东谈起当年在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都是用刑讯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指示李克农等人，立即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听罢，再也坐不住了，坚定地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