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浅-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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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12）
作者： 西 川
二十八
到19世纪末，即使世间没有末世论，亚洲也到了它的末世。这一方面可归咎于来自西方的殖民掠夺，另一方面也要归咎于亚洲自身肌体固有的疾病。但是面对末世，亚洲人不愧拥有古老的文化：古老的轮回说终于在历史时间中派上了用场。不过，轮回说在救了某些人的同时又害了另一些人。在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看来，现在轮到亚洲人以自己的文化去拯救身陷末世的西方人了！这种奇思妙想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印度。在中国，它主要存在于自得其乐的圣道传人中间；而在印度，它却几乎是思想家、艺术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的共识，这其中包括泰戈尔。西方人乐于聆听东方贤哲所发出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有无道理，它既来自远方的异国，便相当悦耳。于是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的确是代表印度获此殊荣，因为他身后站着罗摩克、里希纳、辨喜和阿罗颇多·高士，而当时印度社会的凋敝与混乱不亚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凋敝与混乱。救不了自己的人，带着智慧与尊严去了别人的村庄，大概还是能拯救几个从本庄投胎转世去那里的人（这种逻辑并不奇怪：冠军的老师可不一定是冠军）。相比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要焦虑得多，轮回说造就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促成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而劳苦大众从《国际歌》听出了历史思想意义上的或别尔嘉耶夫意义上的末世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二十九
所以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里混合着末世论与轮回说。这一西一东一论一说给青年带来了希望。耐怀抱这种希望的文学青年，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从个人主义的对于美的热爱出发，进入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对自身使命感的抒发，继而投身于革命化写作，继而受制于集体主义写作原则，继而放任写作的意识形态化，继而丧失用以安身立命的创造力。〃因此五四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它造就了多少位伟大的作家与诗人，而在于它为青年带来了希望。构成文学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文学，有时绝望反比希望的意义更大。因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文坛是文学青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诗人的天下。不过，人群里总有人发出异声，而鲁迅的声音在其中是最独特的。在世人眼中，鲁迅是一位小说家和杂文作家，但我要说，最核心的鲁迅却是保存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之中。这是一部黑暗的、浮动着幽影和鬼魅的作品。鲁迅挣扎的没有方向的灵魂和他抱巨石以下沉的历史意识在这部作品中被象征性的展现开来。在中国20世作家、诗人中，鲁迅是唯一一位拥有魔鬼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早年写有《摩罗诗力说》，也是因为他对社会人生拥有伟大的洞察力，同时他又对自己的绝望保持了诚实；其结果是他写出了一大片敌意耸动的阴影。他比他的同辈更了解文学，他比他的后辈更了解中国。在鲁迅的同辈和后辈人中，我还应该为读者开列下这样一个诗人的名单：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戴望舒、艾青、陈辉、穆旦、大之琳（还有谁？一下子想不起来）。这其中，郭沫若把中国诗歌从写写车夫、蝴蝶的水平一下子带上了泛神论的天空。而冯至和穆旦则结合了诗与思，在艰难的岁月中深入到民族的矿脉和个人的存在当中。此外，他们二人还在一生中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是文学良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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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13）
作者： 西 川
三十
在写完第29节之后，我心生一种渡过重洋之感，以前我还从未这样大规模地（又是在如此之短的篇幅内）回顾过东方与西方的诗歌。我知道我漏掉了许多人，有些是出于故意，有些是由于我力有不逮。不过，在漏掉了那么多人之后，我还不想漏掉我所身处的时代。因为一来，我们感受和创造时代正如往昔之人感受和创造他们的时代，这也正是他们之于我们的意义；二来我对往昔诗人业绩的陈述，多少依赖时代环境所提供的文学视野和审美倾向。从20世纪中叶我国正式采用公元纪历方式，我们再也不能否定自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或共有时间的一部分，无论这是好还是坏。二战以后，西方进入福利社会，东方进入公有制社会。冷战在西方所造就的文化左派与在东方所造就的文化右派形成了绝妙的对称。这就好像上帝（他不是已经退场了吗？）在一个象棋盘上的界河两边同时下出两盘棋，在右半边棋盘上活跃着美国的罗伯特·洛威尔、金斯伯格、阿胥伯莱、法国的博纳富瓦、米修、德国的策兰、爱尔兰的希内、比利时的雨果·克劳斯、荷兰的吕瑟贝尔、以色列的耶胡达，阿米亥。在左半边棋盘上活跃着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申博尔斯卡、捷克的塞弗尔特，赫鲁伯、南斯拉夫的波帕、俄国的布罗茨基。界河两边的诗人们有时在界河上相会，但不是为了厮杀，而是为了握手。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涌上诗歌地平线的。老诗人中牛汉的诗歌获得了恶梦意识、郑敏的诗歌获得了面向死亡的语言资格，昌耀的诗歌写出了行走于荒凉之境的饱满的灵魂。1979年朦胧诗出道，改变了一代人的诗歌观念。在北岛、杨炼、多多之后，更年轻的一代开始呼风唤雨。这是一些有缺点有偏见的人，但这些人的缺点和偏见与他们的优点和真知灼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的乐音和噪音。这些人中我所喜欢的诗人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海子与骆一禾均逝世于1989年。行文至此，我想我对诗歌，已表达了足够的激情，对历史，已表达了足够的敬意。
199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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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一）
作者： 西 川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请理解，一个人必须独自在人间创造
一个新的天堂与地狱，是多么难哪。
米沃什《阿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
一
据波兰诗人皮奥托。索莫尔（Piolr 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l（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做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20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时报书评》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辞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伊瓦斯克（1var l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这种情况大概我们这些没有到过东欧的人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党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没有名字的城市》）4…一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雷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选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5
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评，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