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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鞫毫袅鲈拢揪鍪邢丶傲喔龃遄纷в嗬铩�1938年她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西战团走到哪里，抗日火种就撒到哪里。他们每到一地，就在那里搭起舞台进行演出。当时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住过几天，他十分感慨地对丁玲说：“你就这么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吗？”丁玲就是那么单纯地、神圣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访问、写剧本……这是丁玲过去从不曾想也从未做过的事。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还团结和带动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发挥这些人的特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他们提出诚恳的劝告。他们常是愉快地说。“说得好！说得痛快！”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时，她主编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全书约十来册。团里的通讯组还以战地社名义，编印了《西北文艺》若干期。
丁玲在西战团的团员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人们尊重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一位不畏艰险的勇敢的斗士。书店向读者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一文中写道：“丁玲女士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艰苦的斗争。她们这种为国效劳的精神实使我们感奋。本书的内容，就是他们在战地的各种工作各种生活的反映。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颂。”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这位“—·二九”运动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才干。他当时是宣传股股长，协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为伴侣，相扶相搀，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新闻记者，编《解放日报》副刊，进马列学校，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农民相交融，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脚完全移向了工农大众。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的、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一段黄金时代。丰收的硕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描写，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达。
这些作品后来也像丁玲本人一样，在褒贬毁誉之间升沉。小说中的主人公——乡指导员、贞贞、陈老太婆、陆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样被人批判和践踏过，今天，他们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样，仍然清晰地刻着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铺满荆棘的路上走过的带血的脚印。
丁玲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这一段漫长的路是“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记载着作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痛苦磨练过程。丁玲回忆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正如冯雪峰在们丁玲文集）后记》中所说：“这些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杂文《三八节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并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领悟到并告诫妇女们：“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韧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丁玲：《三八节有感》）
这篇杂文反映了在延安妇女问题上存在着的某些真实情况，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了延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实际。
在解放区，丁玲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人新事的通讯报导。如《到前线去》、《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思忖着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胡乔木对她说：“你到工农兵中去吧！可以多写些通讯报导，多写些短文章。”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朱德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本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的，但在那里读了两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迹，确实是感动了她，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