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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茅盾文学奖]第1届-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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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再也比不上捧着这束带有露珠的花,放在那块石碑前更为合适恰当的了。
  王惠平一定要他们去参观那个苇制品工厂。据说:石湖的苇编品是为外贸生产的,远销好多国家,真看不出,那些极平凡、极普通的芦苇——和芦花的性格实在太相似了,在乡亲勤劳智慧的双手里,竟能编织出如此美妙的工艺品!
  厂里送给于而龙一个精致的玲珑提篮,呵!提篮外面,还织上一条红荷包鲤鱼的图案,真是样式新颖而又风雅。于而龙把花束放进去,立刻成为一个美观大方的花篮。哦,他想:要是莲莲,我那个艺术家在场,准会爱不释手的。若是能得到女儿的赞赏,那么妈妈也会喜欢的,母女的心总是相通的。
  好容易结束了社办工厂的参观,他实在有些耐不住,等不及了。顶多再有五十米,跨过一座干河的小石桥,该是那棵不在了的银杏树原来生长的地方,那块殷红色的碑石,应该在附近矗立着。但是江海却提议往回返了。
  不,三十年虽然过去,方位,对一个作过战的军人来说,是不大会弄错的。于而龙不去理会他们,步伐不由得加快起来,朝小石桥走去。说不定在冥冥之中,芦花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来了,芦花,你的二龙来啦!相隔了三十年,你的二龙又出现在你面前了……
  但是,当他来到小石桥的时候,不由得迟疑地,惊愣地站住了。
  他不但不见那棵作为历史见证人的银杏树,而且也看不到他千里迢迢为之而来的那座矮矮的坟墓,也许被岁月的流逝渐渐磨蚀平了吧?但那殷红色的石碑,怎么也不见了踪影?
  于而龙差点没叫喊出来。
  “芦花,你在哪儿?芦花,你在哪儿?”
  他捧着手里那个花篮望着,那些生气勃勃的花朵,似乎在询问他:“把我们放在哪里?把我们放在哪里?”于是,许多许多的疑问,包括站在石桥后边,那个滨海支队长去年十月的喟然长叹:“没有保护了她呀!”又缠绕在他的脑际。
  难道真的会有什么蹊跷嘛?!
  然而生活里却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呀!
  ——芦花,也许只有你能够回答我心底的诘问:为什么?为什么?……
  只有那束特别娇嫩,颜色皎洁,芳香袭人的玉兰花,在阳光下,合拢了花瓣,仿佛显出一副惆怅和难过的样子。
  怎么能不伤心呢?坟墓没了,石碑没了,棺木呢?尸骸呢?又散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芦花,快回答我吧!快回答我吧!……
  没有一丝回声,只有云雀在蓝天里歌唱。

第四章 (1)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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