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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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也不肯放过。１９１４年１月他下令把章幽禁于龙泉寺，以后又移至钱粮胡同。一直到袁死后，章始获自由。
在袁世凯三令五申地催促下，各省都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之类的特务机关，对革命人民横加摧残。１９１３年９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６月至１１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１９１４年６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１９１４年３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请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竟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反而于３月３０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指挥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致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假惺惺地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③
从１９１４年初至１９１５年底，袁世凯公布了一连串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他的暴政之下。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清末为防范革命党而公布的《报律》的翻版。而清政府的《报律》则是从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那里抄来的。根据《报纸条例》，袁政府的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④事实上，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如１９１３年８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臣（桢）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⑤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４日，袁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之反动也不下于《报纸条例》。颁发这些条例、法令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言路，箝制人民的思想。
１９１４年３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等。５月２０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１１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２日又公布《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１９１５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１９１４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世凯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汹涌。
人民对特务警察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一直影响到北洋集团内部，使袁世凯和在他卵翼之下的特务头子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自己对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从１９１３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１９１３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企图晋见袁，请求其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按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１月１９日，应怀着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当时，赵秉钧到天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刚一个多月，他感到兔死狐悲，言语之间微露不平，抱怨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并径自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一切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他的事，无论性质如何都应绝对服从，如若对他的行为有所腹诽，或有所指摘，都是忘恩负义，大不敬。袁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装作不知杀应内情，２月１９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格外表示对他的信赖。但是没有几天，即２月２７日，赵便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⑥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以防刺杀宋教仁的罪恶泄露。
对于赵秉钧的死，袁世凯假作痛惜哀悼，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以后又批令为赵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各建专祠一座。⑦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头号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当时正任顺天府尹。袁对王早有反感，⑧遂决定斩草除根。赵死不久，袁就以王“鬻官纳贿，藉案婪赃”为理由，下令逮捕，并于１０月２１日批令“立予枪决”。另外，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彻底消灭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
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几个县知事之流的贪官污吏，以欺世盗名。如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法”，他于１９１４年９月，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却忽然“以坐赃五百元”批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种少有的“政治豪举”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１０月２３日，指令总检查厅长罗文斡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王死后，袁故意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⑨
注释：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１１。
②《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２日、６日。
③《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页４４。
④白蕉：《袁世凯的压迫言论自由》，见《人文月刊》，第６卷，第５期。
⑤《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１日，又《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０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⑥《陆锦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７日。
⑦《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朱家宝呈据天津绅商刘彭年等恳为赵故都督秉钧廷设专祠文并批》，１９１４年。
⑧据张国淦回忆：“宋案出后，京中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莅会，赵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词中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云云，登载各报。次日，袁以此翦呈报纸与余阅，言据载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可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词色甚厉。”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二期，页１５９。
⑨同③。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他所憎恨的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站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①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②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早在１９１３年９月２０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③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和次年９月２５日，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