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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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而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摆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
　　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入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态度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作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种盲目行为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　　　　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亡的。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
　　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
　　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
　　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
　　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才能，或者有什么能说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他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
　　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
　　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令，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