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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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但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当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好吗。“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驱，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驱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要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韩英爱，并通过她同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在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部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了。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
　　”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但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革命者连把自己的生命也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是在劳动群众之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非常内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