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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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非常有趣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者百姓派到现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垧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未，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
　　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仁华传到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那里。代表们宣布体会，撤离了新安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
　　害怕三府合作的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这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内部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分裂成促成会派和协议会派；新民府里有军政派和民政派的相互对立；参议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和支持协议会的两大派系。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黄学诛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不会来打倒我们吧！“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可能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
　　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教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到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准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听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帐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长，功劳大，管辖区广，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风，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说出不少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
　　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这样，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以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搞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封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费用。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到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把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言表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大家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教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