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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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内山书店 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７〕 《蘧庐絮语》 札记，陈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
〔８〕 杨杏佛（１８９３—１９３３） 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
〔９〕 梁实秋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社会党党员。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１０〕 “腰斩张资平” 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刊
出编辑室启事说：
“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１１〕 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 江西泰和人。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１２〕 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 安徽泾县人。他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
五卷第八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号（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表《墨翟
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
，“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１３〕 《涛声》 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１４〕 《文艺座谈》 半月刊，曾今可等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１５〕 “左联”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
〔１６〕 《时事新报》 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１７〕 《中外书报新闻》 周刊，包可华编辑。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１８〕 “胸中不正，则眸子辩焉” 孟轲的话，见《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辩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辩焉。”辩，眼睛失神。
〔１９〕 崔万秋 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２０〕 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
〔２１〕 “卡尔和伊理基” 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２２〕 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 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为适应反动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２３〕 韩侍桁 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
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２４〕 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２５〕 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 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２６〕 太阳社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２７〕 狮子身中的害虫 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瞰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碉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２８〕 “孝子” 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
“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准风月谈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五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
前记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１〕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２〕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３〕。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４〕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５〕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
，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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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自由谈》编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