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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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队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晚！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天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话。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
“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绔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找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
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入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干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1926年10月20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轶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事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有理由这么干的。
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
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枪子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柜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c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投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
“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孚尔宫。”我对他说。
“你做得对。”他答道。
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资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和活泼的一瞥，使我激动地微微颤抖。我没发表什么评论就离开了。在门口，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意味着如下的含义：“懂吗？”“懂！”
这次旅行之后，我在达尔茅画廊举办了第二次展览，并向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术家沙龙送去了一些油画。我的名声最终确立了。
有一天，我收到胡安·米罗柏来的一封电报。安·米罗在1926年左右就已成名，他通知我他要和他的画商彼埃尔·罗柏一起到资格拉斯来。父亲深受影响，开始相信更长久地呆在巴黎对我将是必要的。米罗喜爱我最近的画，非常热心地保护我。相反，罗柏面对我的作品直爽地持怀疑的态度。在罗柏与我妹妹谈话的预定时刻，米罗把我拉切一边
“这些巴黎人，”他说，“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合得多。你到巴黎后，就会发觉这一点的。事情并不像外表上那么简单啊！钓
事实是，一周后我收到彼埃尔·罗柏的一封信，他并没向我提出一份辉煌的合同，而是逐字逐句对我说了如下的话：一别忘记让我了解你活动的情况，不过你目前所做的太混乱了，而且也缺乏个性。工作，再工作吧！要等待你不可否认的才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照顾你的那一天。”
几乎在同时，父亲收到米罗的一封信，对他解释到巴黎去的好处，最后他说；“我绝对相信您儿子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有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构人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花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一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感到所有那些就要堕入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
“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
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夫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境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人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
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