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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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蔡文姬》开演时，沫若请周恩来去观看演出。回想在重庆时期沫若每写一出历史剧，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因此不论现在作为总理的他有多么忙，也得把他邀来观看演出。恩来自然欣然接受，看完戏之后他仍象以前一样，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他的建议。第二幕演完，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在徐徐合拢，凄楚动人的伴唱勾魂摄魄：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沫若习惯地用手撑着额头，一动也不动，他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因流泪而发红的眼睛，他只想独自在沉默中来回味这“肝肠搅刺”的痛楚。第三幕开始了，文姬在道白：“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象他们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象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沫若的泪珠儿一个劲地沿着腮帮往下滴。他轻声对身旁的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①全剧终场之后，他快步跑上台去和扮演文姬的朱琳握手、拥抱，连声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跟我想象中的文姬的相貌与气质太相象，你让文姬活过来了。”他们激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了。
①曹禺：《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
不仅《蔡文姬》的剧本就象投向史学界湖面的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且沫若在三月间写成的历史论文《替曹操翻案》，更在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与深入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赞同与反对的文章，一场热烈的争论由此而起。沫若并不怯战，他在稍后几天所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除了论述有关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史料、史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还专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主张：“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①六七月间，沫若离开北京往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参观，古代奴隶殉葬制度的残酷，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的壮观，新时代人民修筑的三门峡水库气魄的雄伟，均一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近古稀的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决定加紧利用今后有限的岁月，走遍天涯，实地察访祖国建设的新貌，以培养文学创作的激情。
①《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沫若文集》第17卷。
这年盛暑季节，沫若又来到北戴河度假。他最喜爱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湛蓝的大海和在空中翩跹的海燕会引起他无限的遐思。有一次，天气不好，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沫若在海边遇到了曹禺，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极目远望，只见在小山一般的层层海浪中，有一个人在努力向前游动。沫若急环了，拼命地挥手，大声呼喊着曹禺的名字，要他快回来。大风吹乱了沫若的头发，撕扯着他的衣襟，好象要把他卷走似的，使他的声音一下就消失在风呼海啸中，但他还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直到曹禺转回岸边。他一边用大毛巾帮曹禺快快拭干身体，一边激动地责备道：象这样的坏天气绝不该冒险下水。曹禺心中热乎乎的，直觉得对不住这位兄长，害他着急到如此地步。①又有一次，沫若也在海滨晒太阳，遇到了傅钟、聂荣臻等人，相互勉励要加紧锻炼身体，抢出点时间多做点工作，沫若随口笑谈道：“古人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今天反其意而用之吧：郭老头，六十七，再努力，来得及。”大家听罢都哈哈大笑。②
①据曹禺：《沉痛的追悼》，《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②据傅钟：《火一样的生命》，《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7期。
五十三
洛阳龙门大奉先寺石窟的游览，萌发了沫若创作历史剧《武则天》的动机。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这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又享有名望的女皇帝的形象，常常盘桓在他脑海中，强烈的创作冲动迫使他一边查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记事》等历史典籍，一边构思剧情与安排人物。为了与现有的同类题材的戏作比较，以求有所区别，他还找了已故剧作家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来阅读、研究，逐渐形成他自己特有的认识与构思。
在对主人公武则天的认识、评价方面，沫若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人都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她向来对子女管教相当严，倘若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又怎么可能来管教小辈和驾驭臣下呢？武后是否象有些史料所说的那样专权、骄横、好杀人呢？沫若认为这位出身寒微的女皇，是比较能够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她对一些弱小人物，即使他们反对过她，也能宽厚待之，而对那些有野心、反对均田制的豪门望族，她确实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不手软。沫若根据武后在位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事实，同时又具体研究了她的一些政治措施，然后确定这位女皇是维护均田制的，她制定的制度与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她执掌政权，天下富庶，治业和文化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政权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因而能够巩固。反对武后政权的，如徐敬业发动的扬州叛乱，当然不得民心，终究没有好下场。
为此沫若否定了有成见的史学家们认为武后每每有暗害高宗的意思，也否定了把太子贤之死归罪于武后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把罪责算到裴炎头上去了。他认为充分肯定武后，实际就是肯定了高宗的功绩，因为是他发现了武后，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从而发挥了她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的识人与用人有他过人之处，因此沫若决心在剧本中让高宗采取自我批判的形式，有意把他抬高。
在设计人物关系时，沫若决定着重刻画上官婉儿这个形象，通过武后对她的重用，对她母女俩的感化来突出武后公正秉直、不念私仇、用人唯才的高贵品格。上官婉儿对于唐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为一般人公认的，但为她设计了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让她由仇视武后转到衷心拥护并尽可能地辅佐武后，这却是沫若的匠心。在考虑上官婉儿这位年少的才女特有的语言与性格时，许多为沫若所喜爱的少年朋友的形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中，他感到一千多年前的上官婉儿似乎又复活过来了，呼之欲出，恍如眼前，他对她是那么的熟悉。
沫若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中所记的一段故事，把裴炎和骆宾王塑造为力图颠覆武后政权的豪门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裴炎在沫若看来是善于耍阴谋的，他们一派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啻是争夺政权，而是在思想、措施上各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因而他们的叛乱是绝对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然而其中作为浪漫诗人的骆宾王，和裴炎等道地的政治野心家毕竟有所不同，他诚然也有些野心，可是不乏诗人的气质，他主要缺乏器识，思想糊涂，以致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沫若虽然把他写成了反动派，却依然对他抱有尊敬和同情之心，所以结局采用了骆宾王出家做和尚的说法，为他觅得悔过自新之路。至于太子贤，沫若为了写他的被利用，虚构了许多情节，如武后想利用山灵水秀的家乡风光来陶冶儿子的性格，把他发配到巴州去作自我反省，结果为裴炎所害。
与过去写武则天的一些剧本相比，沫若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传记式的写法难于奏效，于是决定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自己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然而并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地点只定在洛阳，时间则限在六年之内，以尽可能达到人、地、时的三统一。
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酝酿成熟之后，一九六○年一月沫若便开始执笔写《武则天》的初稿，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以及合理的虚构，塑造一个开明女皇的形象，突出表现她的政治理想：“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不但为武则天翻了案，也借此寄托了自己对“明君”的希望。剧本初稿完成后，于二月上旬送历史界的老战友翦伯赞阅读并征求意见，下旬修改了一遍，即交《人民文学》发表。
三月下旬，为了更多地了解武后的业绩，以增进感性认识，修改好《武则天》，沫若又前往解放后已去过多次的西安，专程踏访了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陵园离西安城廓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像整齐地排列在左右两边，石像的背部均刻有国别、职别和姓名。使沫若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除了五六尊的文字还依稀可识，其余都因年久风化不易辨认，而且石像的头部都已残缺。沫若还找见了“没字碑”，这碑虽为纪念武后而立，但原无文字，沫若听说这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这种明君的胸怀令沫若敬佩，他更加决心要为武后翻案。遥望着梁山的山坡，他想象着一旦这未被盗掘的地下宫殿开掘出来，会是何等的壮观、神奇。①
①据《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就在这年的春天，有一次遇到了分别已久的白杨，她要求沫若再写个剧本，沫若笑着说：“正有一个，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剧本，表扬的是盛唐了不起的女英雄武则天！我觉得你最合适演这个人物了，你可乐意？”白杨幽默地对答道：“好啊！我又升级了，在《屈原》中我扮演的是南后，现在倒好了，升级演女皇帝了！”①在一片欢悦的笑声中，沫若感到真如偿还了陈账那般的轻松。
①据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尽管创作冲动常使沫若欲罢不能，但他日常的生活表中总是排得那么满，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内政事务操劳，其中巩固中日人民间的友谊始终是沫若矢志不移的目标。一九六○年二月正值在我国访问演出的日本前进座剧团建团三十周年，沫若便题赠七绝二首，亲自前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