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艳影-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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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叹了一口气,生怕死不了,扎完了,又补一刀。我家里人却跟我说,这是报应,是我自己造的孽,活该。
那个男人还是常常来看她,有一次过生日,她记起自己已经21岁了,他送了一对分量十足的金镯子,“咔嚓”一声戴在腕子上,象是锁犯人的铐子
(三)
——这个比喻真不好,她笑。
但是他不要小孩,他已经有够多的小孩,全是前世的冤孽,现世来讨债的。他要她避孕。
不过我很喜欢小孩,真的。她的脸上浮现一个苍白而谦卑的笑。
我喜欢小孩,李芬芳说,她想办法生了个儿子,是偷偷地怀上,象是还了个心愿,儿子象她,脾气拧,常常哭闹到深夜都不肯睡觉,大概是不适应城市那种闷热的气候。
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生活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他和孤单的她相依为命,她的世界里,也就只有这一点点希望了。看见孩子安静地熟睡时,她觉得,平安喜乐,那种平安喜乐抵过了曾有的凄凉和无助。
那个不喜欢孩子的男人来看她,看见的是一个身形凝重的女子,敞着怀在喂奶,虽然不复轻俏灵活,但是倒更象一个妻,一个母亲。
“那么,你打算过你的将来么?”
“将来,”她显得局促不安,“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她迟疑地告诉我,前几天回家发现孩子丢了,她无法确认是怎样丢的,但她猜测和那个不喜欢孩子的那个男人有关。
她觉得报纸可以帮她的忙,因为以前报纸也帮过别人,自然就可以帮她。
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一直微微颤着,低着头,我总觉得她不象李果私访过的那些女性,她比较诚实,没有更多虚设的辞藻来矫饰。
李芬芳这样的故事,到底写的不好,一路平铺直叙地写过来,无非存着一点点“了解之同情”。
老编审稿的时候说,说我写的一点情节都没有,“找孩子”,谁会愿意看这种东西,大家看报纸,总是有一定的阅读期待的。
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峰回路转、回肠荡气,还是有刺激煽情的场面在里头。我知道“口述实录”这种玩艺在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有做,但只有中年男女的婚外情,E时代一夜情才受欢迎。
我很颓丧,但是还是要努力工作,老编让我去采访“二奶村”,还说,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要深刻。老编认真的皱起眉头,“那里的二奶都是香港、台湾人包的较多,文化层次比较低的那种。要写好不容易,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
我想他更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
我只好笑。
我觉得自己比较起来更象弱势群体。
我泡在“二奶村”一个星期昼伏日出,不过,我见进进出出的都象良家妇女,印象里应该是妖娆的类型偏偏很少,没有人穿紧身皮裙子或者将头发染作七彩擦黑色指甲油。中国以前是多妻制的,所以“二奶”的选择标准还是妻的标准,贤慧温顺的、得过且过的容忍,随遇而安。
并没有人愿意免费提供故事,而保安看我进出总是目光狐疑。
回到家,只好自己杜撰了一篇,讲了一下女主角沦落的身不由己,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逼良为娼,拜金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写得有血有泪,跟街头小报的格调非常靠拢。
老编看了以后说,写的不错,但是故事蛮老套的。
我笑说,老套的故事大家喜欢。
疲倦地想起李芬芳。李芬芳是真的,有质感的故事,不过,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剥离了那些符合窥看的因素,会是什么样子。?
我靠在沙发上,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情形,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以及那种渐渐呈现颓势的美丽。她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隐忍、委屈。我甚至觉得她的痛楚放在偌大的城市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孤单无依,含有太多的私隐性在里头,是无处可诉的真正的苦衷。
又是一个星期,李果从湖南老家回来了。
他和我看到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夜兼程赶回来微显憔悴。我听见他和老编在谈话,谈的是本市的新闻。
女子杀夫。
女!
子!
杀!
夫!
起因是她向和自己同居的男人追问自己孩子的下落,那个男人虐打她,将她推到墙上狠狠地用皮鞋底抽她,她忍无可忍竭力反抗,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一连捅了对方15刀,男人被刺中要害,最后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我突然站在门口问:“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
是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了。
在这个热带38度的城市,李芬芳的故事演变成一则骇人听闻的传奇。
这个故事是赤裸而恶劣的。
我还从其他的报纸上读到李芬芳的故事,她被夸大成一个艳俗而淫乱的的复仇者,要向亏欠她的城市复仇,好象索命的王桂英、霍小玉之流,在故事中还附有肇事者的照片,带着验明正身的味道。
照片中的李芬芳,脸色平静,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不少人看了说,这个女人蛮好看的,这种好看透露出有着红颜祸水的迹象,所谓“红颜”都是“命薄”的根源。
在照片下还写着一句话,她真的后悔了,这一次酿成惨剧是不知法学法的后果。
也许,她后悔的是方式的暴力,至少,如果用温和的方式,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我记得最后一次。李芬芳没有和我面谈,她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要找回自己的儿子,带儿子回老家,她要开间小餐馆,过好下半辈子。
(四)
她在那头幽幽地说,我的手工白菜馅饺子作的很好的,在寒冷的冬夜吃,会有一种从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满足。你知道吗,有时侯我一个人做一大锅饺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倒不会觉着寂寞。
她说,可惜,小佳,你还没有机会尝尝呐。
我敷衍着,会有机会的。
最后,她踟蹰的问了我一句,“小佳,你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吧。”
我记得自己这样回答她:“不会,至少你是坦白、直接的”。
坏女人从不问这样的问题,也鲜有自道身世,如果要讲,故事总要编排的好一些,圆滑一些,显得都是别人的错,与己无干,而且她们也永远不会反省和忏悔。因为她们内心没有畏惧,也没有信仰。
而芬芳,至少在我看来,她矛盾、痛苦,也很善良。
老编开始记起我的那些采访手记,都是一手材料,我居然和一个真的杀人犯做了面对面的访谈,她的堕落是有迹可寻的。他告诉我:“关键是你该怎样加工它们,——恐怕编排上还要再调整…”
关于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怎样编排才是最符合阅读的期待。我去翻看这几日的报章,发现评论这件杀夫案件的都是男性,他们微言大义、提纲挈领地从道德式微的角度说起,所用的词语是“耸人听闻”、“震撼”、“可悲”,呼吁着城市中此类现象不容忽视。
我坐在家里听我和李芬芳的对话录音。我听见自己干净的声音,有条不紊地问下去,而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时起时落。
有一句是这样的,“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听了很多遍。最后,是一阵沉默。我想起她简单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开一间自己的餐馆,做最可心最温暖的饺子。这种简单就是她想要的幸福吧。
但是,并没有兑现。
我走到凉台上,重新看看我所居住的城市,心里泛起的是那种陌生感。我看着下面走来走去的人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希望,以及很多被希望憧憬击得粉碎的伤感。
我知道我并不擅长描写这样的故事,城市充满了活色生香的诱惑,使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子渐渐往腐坏的路子上走,最后失了性命。那似乎更象小说,充满了曲折、不可预知的逆转。
我只好将我它们丢进碎纸机里,切得粉碎。
我们的城市,似乎容不下这样的故事。
逝爱
(一)
文荻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我这里。
我的房子不大,是租的,不过很干净。
房子里放着一张极大的红木圆桌,我的房东是广东人,对于饮食很注意吃饭时候一家团圆所以桌子选的大;但是我的床比较小,一个人睡的尺寸。
大概中国人的的“男女”是不可以象饮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所以总是有问题发生:通奸、姘居、偷情……这些词都是因为遭到禁忌偷偷摸摸地进行而发明的。
文荻请了假,呆在家里,刚刚作过手术,脸上没有光泽,不过头发都扎起来,束成马尾状,穿着我的蓝色毛衣,牛仔裤,象学生的样子在客厅里晃荡。虽然她正常地饮食睡眠,但是我总是隐隐觉得不对,一开始我睡在沙发上,后来半夜听见响动,我跑进卧室,她坐在床沿上哭。脸肿肿的,眼皮涨起来,眼睛显得细而狭窄,有种怨怼的含义。
我梦见我的小孩了。她说。
你说什么?
我梦见她了,她对我说很冷,我就醒了。文荻清清楚楚地重复她的梦境。
我不喜欢梦魇,但是我觉得只是因为她的心境不好引起的。劝说她休息。
文荻最终没有睡着。
她说,不知道赵越怎么样。
赵越过的不错,车也换了,房子也换了。我叹气,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钱作怪,其实原因很复杂。我们抱在一起,小时候我们打架,但是晚上怕鬼所以抱在一起。
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赵越家过年么?文荻仿佛记起来什么。
我想了一下,我知道她象起了什么。
那一年的新年,我和文荻一起去赵越家,以前没去过,赵越一直不是很积极,不过那一年,赵越说他的母亲要见文荻。
对于赵越我知道的不多,他是个沉默的人,但是很好玩,有点漫不经心,淡淡的,对什么都是那种样子。
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影子都是灰的显得旧,横横的肩人看着高上去高上去。文荻穿了一件蓝色的外套,简约的款式,是她花了4000块买的,小知识分子女性喜欢这样不张扬的奢侈,买了之后不断自我忏悔:“这么贵,真是罪过。”那时我小不懂这样的衣服何以这么贵,彰显气质也不必如此,但是我的姐姐文荻是漂亮的。
我还在念高中,梳着一个圣女贞德式的盖子头,学校规定女生不可以披头散发,平时的校服难看死了,象丧服白煞煞的圈着土气的藏蓝色边,没有腰身。为了我的青春期我恨死这样的衣服。
过年的衣服是新的,妈妈说,新年要穿的好看一些。他们当我是小孩子,买了一件红色的大衣,圆圆的领子,大大的钮扣,袖子还翻上去两寸露着黑白相间的方格里子,显得土气和幼稚,不过在新年是喜气洋洋,红的没有节制,真好笑。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赵越,你们家好玩么。
赵越对着文荻说,你妹妹真是个孩子,就挂着玩、玩。
赵越的家屋子很大,显得干净,闻得到菜香,我们进厨房,一个女人在做饭,闲闲地倚着墙在摘菜,然后麻利地开始切。
赵越叫她妈。每个人的妈妈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