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谭政-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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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示，让党在火线上考验自己！有的战士在牺牲前还希望组织上能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四是开展战评活动。各参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发扬军事民主，用战斗评议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检讨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得失成败和原因，努力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勇气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五是进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各部队积极宣传、贯彻罗荣桓、谭政等提出的要求，做到：
不争功，不争战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此外，在攻锦战役中，东北我军各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严格性。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布置，及时检查，做了大量工作。攻取锦州之前， 10 月6 日，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谭签署，向东北我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关于攻城部队应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
此次我四纵部队在攻击兴城作战中，认真执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则，认真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及公共设备，实行缴获归公，统一分配，不搜俘虏腰包及敌方市政机关职员之财物，获得兴城人民的好评，使该城秩序迅速恢复，此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遍表扬推广。我十一纵于昌黎作战及热河各独立师攻击绥中作战时，均表现纪律良好，执行政策有成绩，除二兵团已表扬外，亦予通令表扬。
目前，攻锦战斗即将开始，各攻城部队应依照以上范例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宣布纪律，号召大家学习上述部队作风。①锦州盛产苹果。金秋时节，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弯腰伸手可得。尽管在此地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劳累饥渴，但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个去拿苹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后来此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毛泽东1956 年1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攻克锦州后，城内工商业、学校、公共设备受到保护，对被俘官兵、市政机关职员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现洋、首饰等分文未动。九纵认真执行“战斗当先，缴获不争”的原则，并发动部队捡拾弹药，三天共捡到子弹一百六十万发，统一上交。对于攻锦战役期间，东北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遵纪爱民团结友军的政治风范，在谭政等军区、野战军政治部关怀与领导下，均由各级政治机关及时整理材料，写成新闻报道，相继发表在《东北日报》、《东北前线报》或各纵队、各师出版的报刊上。对于攻锦战役东北我军政治、军事的双胜利， 10 月17 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电称：
庆祝你们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①10 月19 日22 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赞扬道：
锦州这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②
在攻锦战役中，谭政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得到了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48 年10 月18 日凌晨四时。长春大同街以东，国民党第六十军防区。东方露出了鱼白，黎明的曙光渐渐升起。在初冬凛冽的晨风中，装束、士气、纪律、神态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已经交接完毕。装束破旧、纪律井然、士气高昂、神态潇洒的那支部队，便是围困长春的东北我军一部。此时，它已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市纵贯南北的大同街（即现在的斯大林大街）以东地区的工事、岗哨、仓库、物资、器材等；而装束新美、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神态颓丧的那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坚守”长春城的一部，即曾泽生为军长的第一兵团第六十军。此时，它已宣布起义，和平接受我军改编，开往长春东北部九台县我解放区休整。
原来，自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3 月18 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尾追吉林逃敌，进驻长春近郊，就对长春形成了初步包围，准备攻城。5 月24 日，趁敌外窜抢粮之机， 进行试打，并不成功，我歼敌六千余人。尔后，我乘机紧缩包围，并于25日控制了机场。同时，我集结整训，准备攻城。
5 月30 日，根据敌我情况，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6 月13 日13 时，谭政与罗荣桓、李富春等一起， 从哈市起身赴吉林开会，布置围困长春期间二至三个月的部队休整与政治思想工作，筹备吉林高干会议。
6 月15 日至20 日，在谭政参与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指示精神，在吉林召开了野战军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听取了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肖劲光等人的报告，总结了长春外围战斗经验，分析了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如此可避免五万人的伤亡），即：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的训练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入城。此外，成立生产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供应群众粮食，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会上，谭政还专门就对敌军展开全面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6 月22 日，我围长部队进入指定位置， 25 日，开始正式封锁围困。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五十里的李家屯，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围城部队为便于指挥，以伊通河及长春西南（中长路）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其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以第六纵第十八师及独立第六、八、九师担任，归围长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以十二纵及独立第七、十师担任，归十二纵首长（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后独十一师等也参加围城。
于是，我十六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连营数百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长春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长春“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当时长春守敌是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首的国民党一兵团（1948 年初郑来长后组建）共十万余人。其中以曾泽生为军长的六十军等（原滇军）四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东地区，以李鸿为军长的蒋的嫡系新七军二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西地区。此外还有地方杂牌部队及后勤人员四万余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区。郑洞国率其幕僚、卫队、特务团共四百余人，驻在大同街以西新七军防区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负责全权指挥。
我围城部队在对长春守敌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同时，遵照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的指示，着重对守敌采取了以瓦解为核心的强大政治攻势，而攻心的重点选择与蒋的嫡系新七军有矛盾冲突的六十军上。这时，政治攻势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争取、瓦解其国民党士兵；另一条是在敌军内做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守城军官、将领的起义、投诚、投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长围久困”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一百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市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在我围城部队实施“长围久困”方针的第四天，即6 月28 日，我围城指挥所便根据谭政有关指示和吉林高于会议精神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依照东北野战军总部及其政治部谭政等人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弱点、矛盾，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这些特点、弱点、矛盾，加强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当时瓦解敌军、采取政治攻势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种是阵地喊话。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用嘴喊，后来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向敌人喊话，最后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即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喊话的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的问题，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眼泪。一种是送宣传品。我军利用打宣传单，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