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影帝李小龙 作者:祝春亭_2-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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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说：“禅师的意思再简单不过，说那名学者：你不将自己固有的观念去掉，如何接受我的禅呢？其实那位禅师讲解的并非禅，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李小龙在求知方面如这位禅师所喻示的，排除自己旧的观念，而不断接受新的东西。通常，影迷只知他是个功夫大师，而不知他是个渊博的学问杂家。
《龙争虎斗》影片的美方制片人弗烈德·温布社尔回忆道：“有一天晚上，我与李小龙和加州参议员约翰邓尼在洛杉矶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中国拳与西洋拳谁优谁劣的问题。李小龙这时透露他曾读过约翰邓尼父亲格连邓尼所写的两本书。席上的客人与我，谁也不知道有这些书。约翰邓尼随即充满惊异地对他说：你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父亲写过那两本书的人。”
“这就是李小龙。他能谈禅、伊斯兰教、基督教，诸如此类。他不信神，但精神上很有禅味。”
弗烈德·温布杜尔认为知识对一名演员的作用是无形和深远的，李小龙电影为什么这般独具魅力，是有深厚的哲学为底蕴。他说：
“我从未看到任何人有李小龙那样巨大的精力和魄力，这正是他使观众在银幕上大吃一惊，以及即使在他于香港拍的比较粗糙的电影里，也会使人感到超人力量的原因。这种生命力是令人惊愕的。”
李小龙曾表示，他过40岁便要停止现在的一切，象古代禅师一样，全然过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
李小龙没活到40岁，谁也不敢肯定他能否做到这一点。
成为大明星的李小龙，整日处在新闻媒介和影迷的狂热包围之中，但他的内心，却很孤独。
他回港发展后，几乎没有新交一个知心朋友。他跟女友的关系可能热烈，但谈不上知心。
曲高和寡。追求层次愈高的人，知己愈少。对李小龙来说，他朋友少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愈来愈孤傲，愈来愈无常。他多次用轻蔑的口气指点香港的演艺界、功夫界。原本，志同道合之人很容易交上朋友，结果人们却都对他敬而远之。
他也在慢慢失去过去的朋友。他少年时的朋友莫不佩服他的成功，而不知掩饰自己的李小龙常常在他们面前抱怨香港人虚伪，这无形中与他们产生了心理隔阂。加之李小龙愈来愈盛气凌人，他少年时的朋友虽没有干出大事业，却仍保持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愿去凑在他面前仰其鼻息。
李小龙与小麒麟的友谊堪称典范，相好如初，一直到他们都意外地死去（小麒麟死于车祸）。小麒麟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宽容和理解他的一切。
李小龙在好莱坞的朋友中，数施里芬与他交往最密。施里芬虽是李小龙的功夫学生，但在许多地方，都是李小龙的大哥或老师。在李小龙在好莱坞彷徨、挣扎的岁月里，施里芬对李小龙的帮助最大，是他的恩人。
施里芬常为李小龙在好莱坞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鸣不平，他竭力去改变这一切，他为他们三人合作的《无声笛》夭折而耿耿于怀。
李小龙在香港获得巨大的成功，耀眼的光芒同时也折射到好莱坞去了。施里芬认为聘请李小龙担任好莱坞电影主角的时机完全成熟。并且，李小龙一直认为他发展电影事业的理想地方是好莱坞，他离美时向施里芬透露：他还要杀回好莱坞主演电影的。
《无声笛》的剧本最终是被华纳公司枪毙的，施里芬找到20世纪福斯公司，尽力推荐。福斯公司很快就同意投资开拍。
施里芬立即飞往香港，准备跟李小龙一道分享愿望实现的喜悦。接下的事令施里芬错愕且伤心，李小龙不仅没同意，而且对久违的老友没什么好脸色。施里芬后来回忆拜访李小龙的情形，苦涩多多：
“我以为自己是给他带来了好消息的。因我取得了20世纪福斯公司的同意，可按詹姆斯·高宾希望的方式拍《无声笛》，特意再找他合作。”
“我以为我与小龙的关系还算密切，我只须向他提出要求，他是会同意的。但他的反应却令我吃惊，他说他认为我们不可能遂他的意。”
“他说：‘我为什么要比詹姆斯·高宾矮一截？’这是‘印度之行’的旧事重提，可能是他的自尊心需要，对那次寻找拍摄《无声笛》的外景中所感受到的屈辱进行抗议。”
“小龙其实想知道，我们缺了他行不行？我说行。他还想知道，我们到哪去找可以代替他的人——一个能同时扮演五个角色的演员。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去找五个演员。”
“后来，詹姆斯·高宾与福斯公司的制片人一同飞去香港找他，想得到确定的答复，可是他拒绝了。”
李小龙一惯不善做人，在对待施里芬的态度上，李小龙太没有人情味了！
施里芬是少数几个与李小龙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的朋友。施里芬宽容大度，不计前隙，与李小龙终又有了一次成功的合作。这是后话。
功夫影帝李小龙第十六章 盛名之下 是是非非喜亦忧
第十六章 盛名之下 是是非非喜亦忧
名声大噪，片商纷纷贿赂他，以期拉他加盟，莫名其妙竟收到20万元！力图筹建演员工会，为演员争权益，但最终意愿未成。武林中人纷纷向他挑战，以求打败他，取代他做“东方功夫第一人”。不改与靓女交往的嗜好，不时爆出与女星有染的花边新闻。一女演员，爱他欲死，写下一曲催人泪下的“哀歌”……
李小龙拍完《精武门》，意味着他与嘉禾制片公司契约的终结。稍稍降温的“逐李”游戏再掀热潮，港台的制片公司无一不想把李小龙“逮”到手。
《精武门》公映后，巨额票房收入进一步证实李小龙是棵摇钱树。于是，“逐李”热潮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有家报纸，为这些苦于“逮”不住李小龙的片商出谋献策，说李小龙放弃世界电影圣殿好莱坞不呆，跑来香港，为的是日后赚大钱。因此，谁出得价高，李小龙就跟谁干。就象当时小公司嘉禾打垮大公司邵氏一样，邵氏只肯出两千美元的片酬，而嘉禾出的是7千5百美元！
其实，“金钱”行动，在《唐山大兄》封机后，早已开始。这家报纸，无疑又为“逐李”热潮火上浇油。
李小龙一概拒绝这些不曾有过交道的片商们，合作事宜面谈不成，因此也无法进入实质性的片酬问题。
于是，“金钱”行动提前行动，先期“贿赂”李小龙，只要你得了好处，就应该施以回报，至少应跟我面谈。一些片商，千方百计接近李小龙，向他馈送礼品和钱款。这多是公开场合，给记者抓住了，在报上大肆渲染，说李小龙已接受某某片商的馈赠，已约定日期商谈，准备加盟或串演，一展身手，云云。
李小龙啼笑皆非。
最令李小龙哭笑不得的是，他一次收到20万元！大概此公嫌钱少不足以对李小龙形成诱惑，打不动李小龙“待价而沽”的心。
李小龙对几个武打演员提起此事：“一次，一些人来到我家门口，递给我一张20万元的支票，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对方说：‘不要担心，这是一点小礼物。’我并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全是陌生人。”
屡屡发生这样的事，使李小龙变得多疑，他觉得事情的，背后还另有阴谋，他不能再相信任何人了。李小龙说：“这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我不知该相信谁，甚至对我的老朋友也开始怀疑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中，我不知道谁会打我的主意。”
“当人们出了那么多钱——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你不知作如何想法。我毁掉所有支票，但又很难做到这点，因为我不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
“当然，金钱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保证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万能。”
李小龙自然不会收下这些“企图不明”的钱款。他听从莲达的建议，按照支票所显示的银行，将支票退回给“物主”的帐号。
其实，李小龙应很明白这些人的“用心企图”，而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李小龙。
李小龙想自己干，而不是受雇于他人，这时候，港台片商出再大的筹码，都不能改变李小龙的意志。
在李小龙的制片公司末运作之前，李小龙在筹划一件将会对香港影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事——组建香港演员工会。
李小龙回港首次拍片，是在泰国的外景地，条件差且不说，而且香港一惯的拍片制度根本就不把演员当做人。没有休假日，没有日程作息时间，一切由资方随心所欲，仿佛演员是不知疲倦的牛马，是不会说话的机器。一句话，香港的拍片制度是建立在资方榨取最高利润的基点上的，压根就不考虑劳方的正当权益。
香港演员对此熟视无睹，业已麻木。所以，在拍片中，只有李小龙一人大发牢骚，说好莱坞拍片演员如何舒服，扬言再不改观，他就要罢演抗议。
李小龙没有这样做，不是他没这个胆量，而是他压倒一切的敬业精神。他总希望他主演的电影早日封机，早日公映，牢骚发过，便又全副身心地投入拍摄。
李小龙在一篇文章中抱怨道：
“一拍就是七天，天天都在打，一方面，是会感到疲劳；另一方面，心情也会不大好。我以为，每个星期应该拍五天戏，有两天假期休息。美国拍片就是这样，而且，每天最多拍九个小时。”
李小龙对一些香港演员同时演几部片子颇有微辞。在美国，李小龙也客串演出，那是在功夫教学之外；在香港，李小龙一概拒绝片商邀他客串演出，使片商很不理解。
李小龙说：“这里有些明星一天拍三组戏，日夜不停。我以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在美国，不会有两部片同时拍摄的，总是拍完了一部再拍第二部，否则的话，精神不能集中，无法好好地去表现角色中的人物，一定会影响到影片的质量。”
李小龙曾多次指出，以这种方式多赚钱，毫无乐趣。演员应专心致志，全力以赴拍好一部片子。演得成功，片商自然会增加片酬，演员照样可以获取更多的钱。
李小龙对香港拍片制度的不满，不是单方面针对资方的，也涉及劳方应尽的义务。
李小龙立志改革香港的拍片制度，宣称要组织香港演员工会，并承诺捐出一笔可观的钱作为活动经费。李小龙的这一号召，使片商感到不安，因为一旦有了工会，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集体，而不是单个的人。这样，制片公司获得暴利就没那么便利。
令人奇怪的是，李小龙这一为演员谋福利、争权益的倡议在演艺界反响冷寂。他们只会私下有所抱怨，而不敢站出来说话；他们宁可被老板认其为义子、干女，而不愿直起腰杆做独立的一员。他们认为：李小龙是过江龙，把事情闹大了，他拍拍屁股就回美国，我们可得遭殃。
不少演员说：“他回好莱坞还可演戏，我们有哪里可去？”“我指望的是同时串演几部片子，多赚几个钱，李小龙却管得太宽，要砸我们的生意。”
当然也有演员指望李小龙搞起演员工会，从中获得好处。但李小龙要他们行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