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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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职演讲结束语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作一对比，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离开人世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含笑瞑目的。“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九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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