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 -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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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元朝科举所取之士人员太少。相较之下，危素一直抨击“科举无人才”，可元未死国殉难的地方官，尤以进士和读书人士为多。清朝学者赵翼为此钩沉，有名有姓见于《元史》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中一人还是海上与倭贼格斗而死：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方国珍之难。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为高邮守，死张士诚之难。李黼，泰定四年进士，守九江，死于贼。郭嘉，泰定三年进士，守上都，死于贼。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知浚州，死于贼。赵琏，至治元年进士，守泰州，张士诚既降复叛，遂被害。孙，至正二年进士，讨张士诚战死。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归浏阳，遇贼被杀。聂炳，元统元年进士，守荆门，与贼俞君正战死。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守宁国，与贼琐南班战死。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守安陆，与贼曾法兴战死。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建宁，部下岳焕反，被害。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浮海北归，遇倭船，不屈死。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官绍兴，欲讨方国珍，为拜住哥杀死。皆见元史各本传，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元朝的覆灭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元朝最早发行的纸币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馆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陈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工艺方面出现惊人的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方屠城，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幸免”，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顺帝虽诛杀了哈麻兄弟，但哥俩数年前进奉的男女混修的“大喜乐”并未因人而废，且规模越来越大。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黄色高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体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除“大喜乐”以外，元顺帝又是个天才木工设计师。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皆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模型。当然，模型并非明清宫廷建筑师用夹纸板制作的立体“烫样”，而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模型，其中满嵌黄金珠宝点缀。元顺帝“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为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侍候顺帝左右的宦者们贪财，当皇帝向他们询问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时，这些人常常拨浪鼓一样摇脑袋，不是说样子不好看，就是说城内已经有类似样式建筑。顺帝在“艺术”方向很执着，立即自己动手猛抡一斧子，把辛苦构制数十天的模型砸毁，重新构思另建。待他转身离开，内侍们便哄抢被弃模型上镶嵌的珍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元顺帝不仅有双鲁班一样的巧手，他在工程力学和设计构造学上造诣独特，《元史》中列举他自造龙船和宫漏（报时装置）二事，从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建造学方面的“天分”：
（元顺）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顺）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船）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龙船）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古代报时器），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巨大龙船的精巧自不必说，顺帝所造报时器的精密、复杂和有趣程度，如果西洋毛子们见过这位爷的设计和真品，估计清朝时他们再不敢把自鸣钟等“奇技淫巧”拿到北京卖给乾隆爷大骗银子。元顺帝几百年前的设计，其精绝程度，甚至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现在的大头头们奠基、剪彩等事都是象征性地挖几锹土，动一下手中金剪（金剪刀其实也是高级行贿品），元顺帝从图纸到构件，皆亲力亲为，没有一丝掺假，从这一点上，可说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