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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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来说，对于像罗素这样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社会主义者来说，权力本身似乎
就是首恶，而在严格的集体主义者看来，权力本身却是目标。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
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不仅如此，
它甚至更多地是这个事实的结果：即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
未有的臣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
力的程度。
这一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其追求中受到下面这
个悲剧性的幻想的引导，即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拥有的权力，并把它转让
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权力。凡是提出这样主张的大都忽略了以下几点：为了能够用
来为一个单一的计划服务的权力的集中，不仅是权力的转移，并且也使权力得到无限的
扩张；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个集团的手里，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其影响极为深广，几乎使它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有时有人认为，中央计
划部门所行使的大权“不会超过私人董事会集体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在竞争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行使那怕是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计划部门所掌握的权力，
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自觉地行使这个权力，那么，说它为全体资本家所掌握，就是胡说
八道。如果董事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私人董事会集体地行使的权力”这种说
法，就不过是玩弄字句。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竞争的终结
和计划经济的建立。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
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将各种经济和政治目标分离是怎样成为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
的，以及一切集体主义者因而是如何对它加以攻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补充
的是：目前，人们时常要求的“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力”必然意味着，用一种无处不
在的权力代替一种常常是有限的权力。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
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
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
没有什么区别了。
※ ※ ※
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
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与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压倒一切
的愿望，从这两种特征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有些方面是同我们的
体系相符的，而有些地方则与我们的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其中有一点同我们的
体系不同，这使我们怀疑是否能够称之为道德，即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它自己
的规则，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这就便集
体主义道德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道德有那样大的区别，以致我们很难在他们仍然保持的
那些道德中发现任何原则。
原则的区别，在很多方面是和我们在讨论有关法治问题时的区别相同的。像形式法
律一样，个人主义道德的规则，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很精确，但都是一般的和绝对的，它
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不管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最终目标是好的还是坏
的。欺诈或盗窃，歪曲或背弃信任，被认为是坏事，不管在个别场合里它是否造成危害。
即使在一个情况之下没有人因此受害，或者，这样行为可能是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但
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改变它是坏的这个事实。虽然我们有时也许会不得不在不同的坏事之
间作出选择，但它们仍然是坏事。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
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
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
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国家政策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
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的权宜——一定的行为对于眼前的目标的适宜
性。凡是国家政策所肯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集体主义国家里面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
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
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
※ ※ ※
在集体主义道德中缺乏绝对的形式规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没有一些
要加以鼓励的有用的个人习惯，和一些它将加以排斥的个人习惯。完全相反，它对个人
生活习惯的兴趣，比个人主义社会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兴趣要大得多。要做一个集体主义
社会里有用的成员，他必须具有很明确的品质，这些品质又必须通过经常不断的实践来
得到加强。我们把这些品质称为“有用的习惯”，却很难把它们说成是道德品格，这是
因为个人决不可以使这些惯例超越于任何具体命令之上，或者说，决不可让这些惯例成
为实现该社会的特定目标的障碍。它们只适用于填补一切直接的命令或者指定特殊目标
所留下的缺口，但绝不能成为抵触当局的意旨的正当理由。
在集体主义制度之下，将会继续受到尊重的美德和将会消失的美德之间的区别，可
用一个对比来很好地说明，这就是那种就连他们最拙劣的敌人也承认说德国人或者不如
说“典型的普鲁士人”所具有的那些美德和人们通常认为是他们所缺少，但同时却是英
国人有理由作为优越之处引以自豪的那些美德之间的对比。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在总
体上是勤勉而守纪律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忠诚
和专心致志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纪律与责任心，而且严格服从当局；他们在遇到身体
上的危险时，时常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把德国人造就成
完成指派任务的有效工具，并且，在旧的普鲁士邦和普鲁士大统治的新的帝国中，他们
就是这样被细心地培养起来的。人们时常认为“典型的德国人”所缺少的个人主义美德
是，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
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
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权
力的极度鄙视与憎恨。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
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个人谦逊，尊重别
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
在以上这些言论之后，我们再说，这些个人主义的美德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美德，
便不会使人惊奇了，这些美德减少社会交往中的磨擦，使从上至下的控制更无必要而同
时又使这种控制更难实现。它们是在任何个人主义式或商业式的社会盛行的地方就繁荣，
而在集体主义式或军事式的社会占优势的地方就消失的那些美德——这样一种区别可以
在，或者过去可以在德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现，也可以在目前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见解
与西方的特有的见解之间发现。直到最近，在德国那些受到商业文明的势力影响最久的
地方，类如南部和西部的旧有商业城市和汉萨城，人们的一般道德概念比现在已支配着
整个德国的概念更要接近于西欧各国的概念。
然而，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否认大部分
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就认为他们缺乏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大部分
人来说，实际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
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只要你承认了个人只不
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
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己，
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集体主义
者也能够承认这一点，而同时还声称集体主义制度优于一个容许个人“自私”的利益阻
挠公众所追求的目标全部实现的制度。当德国的哲学家们反复说，追求个人幸福这件事
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完成一个指定性的任务才是值得称赞的时候，他们是十分诚恳
的，无论那些在另一个不同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如何的难以理解。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
地。在战时，我们自己曾在有限的限度内亲身经历过这一点。但在英国，就是战争和极
大的危险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极权主义的局面，几乎不会为了一个单独的目
的而将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搁置一劳而不顾。但当儿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
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
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
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
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在集体主义者的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这些行为为之服
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
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虽然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群众来说，使他们赞成，甚至作出上述那样行动的，
常是他们对一种理想的无私的热忱——尽管这种理想是我们所讨厌的——但不能以此为
那些指导极权政策的人们辩护。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
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
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
乎是有必要的话。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
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
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