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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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一点小毛病，早就好了。想当年，我爬雪山过草地，一双脚不知划了多少口子，还不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你给我讲讲长征的经历吧，我们虽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特别爱听长征途中的传奇故事。在门诊部，我们几个女同志就老缠着傅处长给我们讲，今天，就轮到你了！”
杨炬毕竟年纪不大，一见面，就很坦率地向王树声提出要求。
王树声微微一笑，说：
“长征啊，我就是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万里征程万里血泪，那时红军苦啊！但红军战士凭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来到了陕北。我就拣几个片断讲给你听吧！”
王树声讲了自己长征途中一些惊心动魄的战事以及一些动人的事迹，杨炬静静地听着，简直入了迷。
“你真不简单，打了那么多的胜仗，是革命的有功之臣！”
“算不上有功之臣，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为革命奉献我的一切。你不知道吧，我还犯过大错哩！”
杨炬有点不解，忙问：
“你也犯过错？”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错误，我当年曾经迷信张国焘，在他的手下，做了不少错事。”
杨炬听了很惊讶，同时，又为王树声的坦率、豪放所感动，心里暗想：
他为人真厚道，什么心里话都说，是个好人！
他们俩畅谈着，海阔天空，谈革命，谈人生，相当投缘。
“小杨，说了大半天，我还不知道你的一些情况，方便的话，能否讲给我听听？”
“行！”杨炬满口答应，随后，便娓娓道来：
“我父亲是个教师，自小对我们兄妹十人管教得相当严。我老二，父亲很疼我，尽全力送我读书。1935 年，我考入省立襄阳第五中学，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你肯定在学校受到了进步教育，不然，你是不会到这儿的。”
“嗯！当时我们啥也不懂，不知道是参加国民党的抗日团体，还是投奔共产党。有一个历史老师，他的思想很开放，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宣传延安如何好，说延安有陕北公学，可以在那里学到不少革命理论和其它知识。我听后，便非常向往。我哥哥平时给我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及报刊杂志，我逐渐了解到国家的基本政治形势，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所以，我就决定上延安，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作亡国奴！”
“从湖北到陕北，路途遥远，兵荒马乱，你一个女孩是怎么来的呢？”
王树声也为杨炬的经历所吸引，问道。
“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当然不敢乱跑。我约了跟我要好的一个女同学，一道来的。我哥哥当时在陕西凤翔，参加一个抗日团体，他听说我要到延安来，怕我们路上出事，就特意请假回来，把我们俩送到西安。之后，我们便到了延安。”
“不错，不错，从南到北，你们也算是参加了小长征！”
王树声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把杨炬也逗笑了。
“你在笑话我吧，我们哪能跟你们老革命比。不过，我们‘胜利’地到了陕北，心里甭提多高兴。说来我很幸运，我真的进了陕北公学分校，大概有四个多月时间，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思想改造。毕业后，我被组织上送进了卫生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医科大学，学了三年的医术，去年九月份结束学业，分到了中央门诊部，当了医生。”
“嗬，小杨，你还是个大学生哩，我呀，可是个大土包子，只念过高小，连初中都没机会上，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呀！”
王树声瞧着杨炬，爽朗地笑了。杨炬听了，却不乐意，说：“瞧你这个大首长，尽拿我们开心，你再笑我，我就不说了！”
“行，行，我不说了。你继续讲吧，我一定洗耳恭听！”
杨炬笑了笑，思索了片刻，说道：
“来延安，的确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来了以后有一件事差点把我弄得心灰意冷。前段时间，有几个领导突然追问我的家庭出身。他们得知我家有祖传留下来的几十亩田地，而且是雇人耕作，属地主成份，便把我当作重点对象，进行盘问！”
“他们问你些什么？”王树声关心地问道。
“他们提的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什么‘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跑到延安来受苦，这当中肯定有原因’，什么‘受过哪些反动教育，是不是对工农群众怀有敌视态度’等等。我向他们坦白了我的思想经历，以及来延安的目的。
并不是每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都是坏人，他们不知为什么怀疑我。”
“小杨，你跟他们说清楚了吗？”
“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认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来延安肯定有什么目的。后来，他们干脆怀疑起我是特务了，问我有没有参加青年党，是军统的人还是中统的人，这个人走了那个人来问，转番着来，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休息，把我问得烦透了，冲着他们吼了几句！”
“你怎么说？”
王树声也觉得那些人问得很离谱，同情地问道。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就算了，你们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我问心无愧’。我说完了，他们反倒不再问我，后来经过调查，说我没有问题。
我就是想不通，他们凭什么乱整人！”
杨炬提起这件事，仍觉得很委屈，满脸的不高兴。
“小杨，你应该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当前有一些同志仍然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流毒仍没有清算干净。你出身于地主家庭并不等于你就是坏人，这有悖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方法。那些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可能是由于他们自己思想改造还不彻底，但我们党绝大部分同志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你必须看清楚！”
“嗯，事后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少数人并不能代表全部，只要我对党忠心耿耿，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另外，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很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派遣特务时时不忘颠覆边区红色政权，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你刚从南边来，自然有人怀疑你，这也很正常。年轻人容易生气，想通了，大家都是革命的同志关系，谅解宽容很有必要。你说，对吗？”
王树声耐心地开导杨炬，同她摆道理。杨炬信服地答道：“知道了，我想通了，你呀，不愧为当领导的，说起话来令人心服口服！”
杨炬陡然有一种安全感，她觉得王树声坦率、豪放，而且善于关心人、开导人，像亲人一样，心中升起一股柔情。
第一次约会，王树声即大功告成！
从此，在窗外飞雪的温暖窑洞，在桃李盛开的宝塔山麓，在清清流水的延河畔、百鸟欢唱的大树下，都留下了这对恋人的足迹。他们沐着春风，披着晚霞，把欢声笑语洒遍了边区。情意绵绵，芳草依依。经过一年光景，播种在两人心田的爱情种子，悄悄地萌芽了。这天，他们又相约在落日余辉中。
他们俩漫步在田野中，笑语不断。晚霞映在杨炬的脸上，红透透地，显得格外妩媚。她边走边对王树声说：“你喜欢诗歌吗？”王树声一愣，立刻明白了杨炬的意思，便实话相告：“我这个大老粗，没啥文学细胞，倒是你把我引入门了！”“我？”杨炬惊讶地问。“还记得那天晚上你的诗朗诵吗？”
“什么诗朗诵？”“瞧你的记性！就是那首闻一多的诗，你听着，我背给你听！”王树声清了清嗓子，摆好架势，煞有介事地朗诵起来：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着火
。。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王树声慷慨激昂，学着杨炬那天的样子，挥手，顿脚，颇有气魄。“你又在笑话我，我生气啦！”在王树声面前，杨炬有点娇嗔，故意刁难他。
“不要这样嘛，革命青年不能动不动就生气。说真话，有些革命诗歌写得很好，格调高，有激情，能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原来长征途中，有些红小鬼就常编一些打油诗，为大家鼓劲。”
杨炬一听说长征，就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说：“能背一首听听吗？”
“让我想想——”王树声思索了一会，即兴来了一首：
过草地，走山岗；
肚子饥，心发慌；
煮牛皮，喝鲜汤；
同志们，加油！
鼓足干劲找中央！
杨炬被逗乐了，“咯咯”直笑：
“真有意思，长征途中趣事真不少。你们以苦为乐，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他们俩有说有笑，走到一块石块旁，坐了下来。
一年多时间，王树声和杨炬彼此之间都相当了解，心照不宣，谁也不肯主动挑明。还是王树声首先敞开了爱的胸怀，把话题引到婚姻上来。
“小杨，你有没有兴趣，我给你讲讲我以往婚姻上的经历？”
“美人爱英雄，千篇一律的故事，对吗？”杨炬顽皮地一笑。说道。
“说起来话长，那是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啊！”王树声摆了摆头，神色庄重地说道。
“怎么回事？”杨炬百思不得其解，愕然。
“我二十二岁那年，正值1927 年革命处于低谷，家里却强迫我成婚。老祖母从小便为我订了娃娃亲，对方叫胡静贤，是一个小财主家的姑娘。本来我参加了革命，无心事操办婚姻，但拗不过老祖母，就这样，两个从不相识的人被绑在了一块。”
“她怎么样呢？”
“凭心而论吧，她的人不错，为人厚道。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我一门心思闹革命，与她没几句话好谈，因此，我经常呆在队伍里，宁愿打游击也不回家！”
“人家新娘子多委屈，以后呢？”杨炬兴趣浓厚地问道。
“有一次，由于革命的需要，我准备带队伍远离家乡，她来了，让我回家，我没答应她。想到平时在一块的别扭劲，想到革命者生死难卜，我一咬牙，告诉她好合好散，让她找一个人改嫁。明摆的事，我们革命的人，哪一天都有牺牲的可能，不能害她一生呀！我随着队伍远走高飞，她也找了一个当地人改嫁了！”
“再后来呢？”
杨炬被王树声的经历吸引住了，追问道。
“我离开鄂豫皖不久，许多苏区立即被敌人占领，她惨遭杀害了！”
“唉，真是不幸！”
杨炬叹了一口气，既是对那个女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又为王树声的婚姻叹惜。没想到表面上乐观、豪放的王树声竟有一肚子苦水，人生经历坎坷不平。
两人沉默了很久，沉重的话题使得他们俩都不很轻松。
“如果说第一次婚姻是封建习俗的恶果，那么第二次婚姻则完全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太马虎！”
“第二次婚姻？”
“我随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进入川北，随即又长征、西进，当时的条件下我不可能去考虑个人问题。西路军失败，我回到延安，被组织上派到太行军区当副司令员，领导当地群众武装抗日。那时，我已经三十四，‘半老头儿’了。同事们便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