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旧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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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
经历了上述三次不同方向和性质的造反，芙蓉中学变得“三不像”：不像学校，不像农场，不像放牛坦。学校的教学设备及图书档案均遭毁坏，教室、寝室的窗玻璃几乎全军覆没，而学生大量辍学，有些班级，全班只剩下20来人。校园里原先种着许多芙蓉树，每当秋季，树上热热闹闹开满了花，而这些花一日三变，早晨为白色，中午为粉红色，傍晚为深红色，远看近看都很漂亮。然而，现在谁都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花，而不少芙蓉树却莫名其妙地死去。
自然，芙蓉中学落到如此境地，这是“文化大革命”造的孽。然而，也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它却让芙蓉中学分享了造反的胜利果实——两年之后，芙蓉中学“复课闹革命”，遂办起了高中。
其实，芙蓉中学一边造人家的反，一边自己造自己的反，更让人家造自己的反；一边停课闹革命，一边复课闹革命；一边革文化的命，一边却兴办高中……这些事确实说不清楚。
这真是荒唐时代懵懂多啊！
张昂老师
在芙蓉中学，张昂老师是一位个性怪怪的人。我与他同事四年，相处得很好。他许多表现确实很糟，但他活得很自在，很快活，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很欣赏。
张老师个子很高，头发披肩，眼袋比拳头还大，脸上肌肉松得常常会抖动。他有个习惯，思考问题时，眼睛总爱往右上角翻，所以，他的眼睛左下角常常露白，样子很可怕。他操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嗓门很高，大家遇见他，总爱学着他的腔调与他打招呼，但学得不地道，怪里怪气的，他常常被逗得呵呵笑。
张老师单身，很孤独，不爱说话。他似乎很忙，与他聊天，话永远不会长，没聊上几句，他拔腿就走。不过，他听你讲话时神情很专注，常常盯着你看。
张老师哪一年调进芙蓉中学，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在当时他是全县工资最高的一位老师，以前在柳市中学、乐清中学教过书，再之前，他作为右派分子，在龙泉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有关他的身世及人生经历，很少有人了解，你想了解也枉然，因为他反对别人提起他的往事。如果有人问起他的身世或人生经历，他总是一脸不高兴，唬下脸，眼睛瞪得大大的。
听说，张老师是四川成都人，出身大户人家，13岁成亲。他的父亲会抽大烟，但却不让儿子沾染，一日，张老师偷偷抽了几口，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便将此事报告了公爹，结果，张老师受到了一顿训斥。张老师觉得丢了面子，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一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转四川老家！
他离开四川后，考进了南京国立美术学院。解放后，就当了一名美术教师。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上述这些内容，皆是传闻，其真实性很不可靠。但谁都这样说，这样传，并且，大家津津乐道，说起来没完。
我自然也这样说，这样传，不过，我们大家对张老师都没有恶意，只是觉得他这个人很神秘，说说他很有味道。
张老师很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他不修边幅，爱穿一件破旧的蓝色长衫，孩子们碰见他，总爱拖长声音，齐齐喊：“张老师——”他也总是拖长声音，笑着甜甜地回答：“嗳——”并常常随手抛几个硬币。每逢此时，孩子们便一哄而上，笑着吵着，乱作一团。
我觉得这个时候张老师最幸福，脸上堆满了笑。
张老师与我同住一幢楼，他住楼上，我住楼下，上下房间正对着。从早到晚，我没感觉到楼上有什么异常声响。听说，夜里他将小便直接尿进塑料壶里，翌日清晨起来，待给塑料壶拧紧盖子后，他便握在手中，把它当作哑铃而上下左右地甩，直到自己甩累了，才将塑料壶送至厕所，将里头那些已经变了颜色的东西倒掉。我认为，这是瞎扯，无法可信。
不过，张老师的房门整天关着，除了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夏胜天，谁叫门他也不开。他的房间很零乱，遍地狼藉，地上、床底下全是大大小小的颜料瓶子，人进去，很难下脚（为此，20年后，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儿子报考中国美院）。但他作的书画，贴在墙上倒很整齐。他的书画，观赏性不强，艺术水平不怎么高，但却很有个性，有它自身的语言和意趣。我和夏胜天或单独或一起进去，与他谈的都是书画，我们算是知音。有时，他高兴起来，拿出小瓷杯，用两根手指擦擦，斟上白酒，让我们也喝几杯。我不敢，总是推托掉，而夏胜天不嫌脏，偶尔也喝一点。奇怪的是，他酒喝得再多，也不发狂，反而时常发呆。
芙蓉中学两题（3）
我那时在偷偷地练写小说。一天，我敲开了张老师的房门，将一篇小说送给他征求意见，他看了，毫无客气地说：“这小说肯定发表不了。”我说：“为什么？”他盯着我不说话。我说：“没关系，你说呀。”他才严肃地说：“没有特色。”
没有特色，就是没有个性。
张老师这个批评，对我启发很大。从此，我写小说，开始注意凸现自己的特色，追求艺术上的个性。创作实践证明，个性就是魅力，我追求个性，是追求对了。
在日常交往中，我发现，张老师是一位很执着和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专此写过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瀑布性格的人》；现全文抄录如下：
许多人都说芙蓉中学的张昂老师“唐”（荒唐），爱用笑声来补充自己对他的看法。我也想说说张老师。
我只想提一件事。
那是1977年的夏天，在柳市旅馆，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在那里举行。清江区去了三人，除了张老师和我，还有一位搞演唱的青年。会议剩下最后一个议程了，各区要表表决心。其时，正值中午，天很热，代表们都在澡堂里淋浴；我密密地摇扇子，还是热得糊涂，也想瞅个空去淋个痛快。偏巧这时，张老师找来了那个青年，叫住我：“你写《决心书》，他来念。”我怕写不好稿子不体面，就说：“我不熟悉情况，你俩商量去吧。”“岂有此理！”不料张老师瞪出眼珠，鼓着肥嘟嘟的腮帮道：“搞文学的不写，谁写！”他见我愕然，便仄着脑袋，乜斜着眼睛急急想了一下，接着说：“也好。你改，他写，他念，我参谋。”瞧他这副模样，我和那位青年噗哧笑出声来，可马上又收住，偷偷地看他，只见他用手撂撂长发，伸伸脖子，无可奈何地说：“别笑了，快写吧，否则，清江区会塌台的。”就这样，《决心书》硬是让逼了出来。当天下午，当那位青年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发言的时候，张老师一反常态，低下头笑了，笑得那样甜美，以至将笑肌层层推出，脸上涌起了红潮。我也会心地笑了。会后，我问他：“张老师，你回去以后准备创作一幅什么画？”“瀑布！”他抬起右手，把手掌往下压，亢着喉咙道：“一泻千里！”我很快想到大龙湫、中折瀑、罗带瀑，又很快想到他身上去。是啊，他不正是一位具有瀑布性格的人吗？瀑布一落千丈，勇往直前，而他对自己的工作执着、热情，一往情深；瀑布形态多姿，或白练状，或云烟状，或飞花状，各具神采，而他感情丰富又难以捉摸，或淡泊近于冷酷，或热烈近于失常，别有超人风度。
的确，许多事情可以印证，张老师是一位具有瀑布性格的人，说他“唐”，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一种偏见。听说，他已退休，搬出校外住了，不知怎的，我深深地为他的晚年担忧。他没有亲人，而又被笑声包围着，难说不会在笑声中谢世。我想，终身让人误解，那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我希望母校的师生能正确地理解他，抛弃偏见，尊重他，让他摆脱人为的厄运，像一位正常人一样去学习，去生活。
张老师退休之后，租住在下街应某家。听说，他依然很忙，天天呆在屋子里画画、写字。
我于1984年4月由芙蓉中学调进县委办公室，从此，我与张老师就基本上中断了联系。一天，我下乡经过芙蓉，便顺便去拜访他。来到他的住处，他的房门锁着，人不在家。我正要离开，偏巧他回来了。我原以为他打开门锁进屋，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却来到窗前——窗户开着，窗框很大，它分上下两格——只见他双手抓住窗框的横档，吊起身子，一晃，就将自己整个儿晃进了房间。他在里头向我招招手，让我也“晃”进去，无奈，我也只好仿效他这样做了。
其实，这一抓一吊一晃，很费力气，也很危险，弄不好，会摔断背脊、大腿什么的，何况，张老师快70岁了，手脚笨拙，他这样做，太冒险了。但张老师却毫无担心，反而觉得很好玩，他见我也这样做了，很高兴，也很得意，乐得呵呵笑。他告诉我，这是他发明的最有效的锻炼身体的方法，退休之后，他一直坚持这样做。
那天，我与他交谈了什么，现在全忘了，但我俩进屋子、出屋子，均不是从房门走的，而分明是从窗户“晃”的，这情景我怎么也忘记不了。这确实太离谱，太刺激，太有意思了。的确，张老师的心态完全是一个顽童的心态啊！
难怪有人都在传说，他经常拉着小提琴，吱吱吱的发响，希望找到一位18岁的姑娘作伴侣。
其实，张老师要找一位18岁的姑娘作伴侣，这不是他的错，错的是他的心态。他认为自己永远年轻，而在他的心目中，世界永远充满了爱，充满了跟琴声一般美妙的欢乐。
前天，我给在芙蓉街的同学朱景福打电话，从他的口中得知，张老师在五年前（2000年10月8日）就病逝了，享年86岁。我为此感到震惊和惭愧。的确，这些年来，我糊里糊涂，不知到底忙些什么，竟把张老师给忘了！他病重期间，特别是在他弥留之际，我没有前去看望他，而在他西去天国时，我没有送别他，也没有向他道一声珍重，这太不应该了，太不近人情了！
我不知道张老师在临终时有没有想起我和夏胜天，但我可以肯定，假如那天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我和夏胜天都是他的同事，更是他的知音。夏胜天20多年前离开芙蓉中学，后来一直在萧山工作，我想，张老师病重期间，他恐怕跟我一样，一无所知，因而也就没有去看望张老师。这真教人慨叹啊！
芙蓉中学两题（4）
听说，多年以前，张老师的女儿曾千里迢迢从四川赶到芙蓉来看望张老师，可张老师态度漠然，说什么也不肯回四川老家看看。他临终时，我不知道他的四川亲戚，包括他的那位女儿，有没有赶到芙蓉来看望他，并最后与他告别。
张老师逝世后，他的书画和提琴不知道有没有保存下来，但愿它们没有同其他遗物一样，被一把火烧掉。
在芙蓉，张老师没有任何亲人，他客死芙蓉，埋葬在芙蓉，将永远地孤身自守了。然而，有个人会常常想起他，这个人叫倪蓉棣。
2005年7月27日于乐成马车河
高滩背（1）
高滩背是芙蓉人引以骄傲的一方乐土。说到芙蓉的海，说到下海的事，说到下海的快乐，说到下海的种种故事，芙蓉人都不能不说到高滩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