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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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春秋岁月基辛格访华
基辛格访华
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
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尼克松说：“我和基辛格谈过，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说话。
平时他召见总有其他助理与顾问在旁，这次很特别，只有他和我两人单独会谈。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让基辛格也来谈谈。”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铃，基辛格推门进来。客套一番，基辛格说：“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哦，不喊安娜，称夫人了。我笑笑：“这年头大家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他说：“你喊我亨利，我们已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会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请共和党领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时与基辛格在我住处晤谈。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与尼克松总统单独在白宫会谈。后来，尼克松要基辛格进来，加入会谈。
尼克松上任后，基辛格“奉总统之命”到我的水门住宅来看我。他说：“总统要我来请教你，我们该如何处理阮文绍的事？”
我说：“我已和总统谈过了，他该去一次西贡，或是请阮文绍来华盛顿访问。”
他说：“总统没有对你说吗？他让我先去西贡安排一下，特别要我来看你，因为我们不信任国务院的人。”
他又问我许多有关越南的事，如到西贡去该送阮文绍什么礼品等。“送他一根鱼竿好了。”我说。
基辛格有点惊讶：“你是说鱼竿？”
我说：“是呀，钓鱼的鱼竿。”
又说：“他喜欢钓鱼，可惜鱼竿不灵，鱼都溜了。真可怜。”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只自说自话：“噢，一根鱼竿。没问题，没问题。”
基辛格到华府来工作，还领了洛奇州长5万美元，在听证会上被询问到这笔钱，但不了了之。那时候，他还不懂如何穿着，短短的袜子、裤脚不够长，坐下来就有点寒酸相。但他很有办法，很会逢迎尼克松的圈内人，把每一位新贵都巴结得飘飘然。对于新闻媒体也颇有一套，今天给纽约时报一道特讯，明天又给华府邮报一个专栏。他最喜欢说的笑话，也就是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的父亲假如还活着，一定不相信我这个从德国来的犹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宫的要人……”于是大家为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鼓掌。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请几位总统顾问吃晚饭。吃饭时，尼克松打了两个电话到我家里找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基辛格的。饭后，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下次我到你这儿吃饭前，要预先与白宫总统讲好打个电话给我，免得别人都接到总统电话，而我落空。”纵使这是开玩笑，但也可显示当时他多么没有安全感。后来他开始与电影明星及来自巴黎与世界各地的女人频频约会，报纸就把他称为尼克松政府里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会中一些单身朋友问我对他观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欢绅士们穿的袜子能够遮住他们毛茸茸的腿。”说完这话，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们，个个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裤脚与袜子，看看毛腿有没有露出来。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进白宫之前，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等到白宫发表了让他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任命后，新闻记者才忙着找有关这位博士的资料。有些人还问：“亨利·基辛格是谁呀？”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在谈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誉为“欧洲专家”，“亚洲专家”，“中东专家”，“东南亚专家”，“专家的专家”。当然，这位外交博士并不是没有料子，他为人聪明，做过哈伟大学教授，也有著作问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长做后台。入了白宫之后，受到新闻界的捧场，真是炙手可热。
尼克松用威廉·罗杰斯做国务卿。罗杰斯与尼克松相识多年，论交情当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后来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后来罗杰斯挂冠，于是基辛格还兼任国务卿，一身兼两职，到后来有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基辛格才放弃了安全委员会顾问之职而专做国务卿。这是尼克松第二任内的事。
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个新口号，那是和平共存，还有以谈判代替对峙。他的外交路线有点近乎赌博性，一个素以反共知名的人来求亲共，实在使许多支持他的人大为惊奇，尤其是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党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