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创造的，全体日本人民都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济事的坚定意志。不管在哪一个阶层，
他们都不忘争取最卓越的成就。
日本人敬业乐业70年代末，在一次访问四国岛的主要市镇高松时遇上一件小事，
我对日本人敬业乐业的态度从此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日本大使在当地一家酒店宴
请我，虽属三星级，却是当地最好的酒临。晚宴菜肴水平绝佳。水果和甜品时间一
到，一名不过三十几岁的厨师一身洁白登场，耍弄着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展示削柿
子和日本脆梨的身手，呈献了一场让人惊叹的大师级表演。我问他这功夫是怎样练
成的。他是从厨房助手做起，只负责洗碗碟，削马铃薯，切菜。5 年后他以助理厨
师的身分毕业，10年后升任酒店主厨。对自己的工作他引以为荣。正因为具有对工
作的深切出豪感，以及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竭尽所能的高昂志向，哪怕是厨师、侍
应生以至清洁女工，都具有最高的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则获得接近零失误的工作
成果。亚洲没有其他民族在这方面能及得上日本人。无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
东南亚人，任何民族都做不到。惟一的弊端在于日本人自视为特殊的民族。要不你
就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是这个魔术圈子里的一分子；要不你就一无是处。“特
殊民族”的神话使日本人不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者任何工作场所的一小
组员工，都构成一股难以应付的力量。
日本人文化独特日本人具备令人钦佩的素质。他们有个独特的文化，像“乐高”
砌砖一样，恰如其分地相互配合拼凑成一个整体。一对一单挑，中国象棋也好，围
棋也罢，许多中国人都不输给日本人。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特别是工厂里的生产队
伍，任谁也难把日本人击垮。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日存获颁生产力奖，我在颁奖
给公司董事经理时问他，既然本地分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使用同样的器材配备，以新
加坡员工跟日本员工比较，他如何评价本地职员的表现。他给新加坡员工的生产力
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员工技术更纯熟，也是多面手，灵活性大，适应力强，跳槽
和缺勤的现象少，更愿意终身学习和接受训练。谁也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大
家一律是灰领员工。无论是技术人员、小组组长或督工，都不会介意弄脏一双手。
我问他，本地员工还要多久才赶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认为也许在10年至15年后。在
进一步追问下，他却表示本地员工恐怕不可能完全与日本齐步。他指出两个原因：
首先，日本员工总会在同事因其他重要事情离开岗位时，自发地暂代其职，新加坡
员工则只顾分内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基层和领导核心界线分
明，理工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一参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职。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1967年到日本访问期间，我参观了石川岛播磨工业在横滨怕船厂，这家公司是
新加坡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的合伙公司。副总裁真藤恒博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身
强体壮，精力过人，精明能干，他带我四处走走。他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
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在进入船坞之前，他拿一顶安全帽给我。他对船坞熟
悉得不得了，边走边用英语向我解释。日本工人守纪律、勤劳、团结和有效率。
回到办公室共进工作午餐时，他解释了英国管理层跟日本管理层的不同点。日
本执行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必须了解最低层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领导
他们，所以必须从基层做起，逐步上升。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
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来说，这不是好事。
同年较后时，我在泰恩赛德参观了斯旺亨特船坞。约翰。亨特爵士带我到船坞
各个部门走走，得到的印象跟日本船坞形成了最强烈不过的对比。亨特爵士穿一袭
裁剪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我们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前去。行经油腻的车
间地面时，我们的鞋子沾上油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船坞，我没发现油泥。快上
车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亨特爵士却满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没把油泥擦干
净便上车。在车里，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这样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诧异的
神情，因为他说：“他们会用洗涤剂洗干净的。”接着车子便开动，不是到办公室
去吃工作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思酒店，先吃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到酒店的高尔夫球
场打了18个洞的高尔夫球。英国执行人员的生活讲究派头。
1975年5 月，我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从不少报道中，
我了解了日本人如何采取彻底而全面的步骤节省能源，每单位工业产量的石油耗损
量都减少。这趟访日，我就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公共大楼，包括豪华酒店，全积极
减少所使用的能源。即使夏日炎炎，我居住的酒店客房空调系统最低也只能调到25
摄氏度，在那种季节算是挺热的。酒店内贴上通告，敬请房客原谅。客房清洁女工
也总会在我们离开房间后，殷勤主动地把所有电灯和空调都关上。
我请公用事业局的官员研究日本人节省能源的方法。他们的报告显示日本人处
理问题态度认真，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危机情况总是不当一回事。所有使用电能超过
特定水平的工厂，都必须委任能源经理，管制能源用量，而且必须每年向日本国际
贸易工业部呈交进展报告。建筑业也采取节省能源措施，避免外墙和窗户散热。制
造商提高了空调机、电灯、热水器等家庭电器产品和工业机械的效率，减低耗电量，
并在每一件电器产品上面注明电能的使用功效。
装置节省能源仪器的公司，可获政府提供税务优惠。银行也愿意提供特低利率
贷款，资助装置隔热器和其他仪器。日本在1978年成立了节省能源中心，通过展览、
工业能源审查和研究工作，把节省能源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开来。这就难怪日本每单
位工业产量的耗电量是世界最低的。
我发动国内几位部长适当地采取类似的措施，电能消耗量总算下降了，但还是
远远不及日本的成绩。进入70年代末期，日本从石油危机中复苏的经济奇迹，成一
举世艳羡的焦点。就在西欧和美国不得不放慢脚步的时候，它却已重享高增长率。
尽管许多文章和全球最畅销书籍纷纷称颂它的成功之道，世界对日本人依然抱着根
深蒂固的观念：工作起来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居住在兔子窝里，坚持封闭自己的
市场，然后把钢铁、汽车、零失误的电视机和电子产品，源源不绝地输往外国。从
日本人身上我得到一个启示：通过员工和管理层紧密合作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
这才是人力资源发展背后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在1972年成立国家生产力局，此后日
渐步上正轨。自从一名曾在新日联营电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的行动党议员黄贵祥也
参与工作后，我逐渐认识到日本管理方式的好处。这名议员协助生产力局成立国家
生产力委员会，邀请私人企业参与提供咨询。我也要求日本生产力中心协助新加坡
成立类似的中心，还同日本中心主席乡司古平见了面。乡司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老
人，七十五六岁。他是个苦行者，浑身充满真诚和热忱。他认为生产力就好比一场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此后十年，在他协助下，我们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生
产力组织，一步步把工会和管理层集中起来，齐心合力提高生产力。日本经理总会
全力以赴不管获配什么职务，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尽心尽力。70年代，日新合
作的裕廊造船厂的一名日籍工程师，因在计算成本时出差错，导致公司失去一项重
要的石油贮存库工程。他把公司那年盈利的滑落归咎于自己的失职，愧疚之下以死
谢罪。我们非常震惊，无法想像任何新加坡人会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如此强烈深重的
责任感。
我在所到的中国和越南各大城市，总能见到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派驻代表在当
地实地考察，决定什么东西可以买下来转售到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当地需要什么产
品可以由日本从世界各地买进来。他们勤奋卖力，孜孜不倦，随时为日本公司提供
最新的资料。新加坡公司要委派年轻的执行人员到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去，肩
负比较艰巨的外务，却总是困难重重。
正因为自我要求高，日本公司难以找到及得上国内水准的新加坡管理人员。在
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自60年代同我们联营20年来，无论总裁、财务总管、总工程
师，全是日本人。几乎所有美国跨国公司在开业十年后，都大胆起用新加坡人出任
总裁。新加坡执行人员和工程师都晓得，要在日本跨国公司获得升职和认同难如登
天。
责任感、可靠性、专业性或者掌握日语的能力，都是非日本人在日本公司掌权
的重重障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是很缓慢。一家主要日本跨国公司“日本电气”
（NEC ），在90年代首次委任新加坡人为总裁。同时期，超过8 成的美国公司和半
数欧洲公司，都已起用新加坡人担任总裁一职。日本公司的文化不一样。这给海外
的日本公司带来许多问题，它们无法使他国人轻易地融入它们的制度。在经济环球
化的大趋势下，除非它们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吸纳外国人让他们融人自己机构
的文化，否则日本跨国公司跟后者相比，就难免处于劣势。
不少新加坡的华族商人和金融家，就算在日本住上好几十年，说得一口流利的
日语，也能入乡随俗，却始终未能跟日本同事建立深交。大家可以在公共场所一起
吃饭、应酬，登门造访的情况却几乎完全没有。
日本公司总会把商业机会保留给自己的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新加坡银行在
日本做生意，靠的全是新加坡人和其他外国人。日本大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时，都会
从日本引进辅助公司来应付各种需求，包括日本超级市场、餐馆和各种符合日本生
活方式的供应商。
以前他们完全同西方科技隔绝，只能通过倒序制造（即仿制）一步步跟上，所
以特别吝于输出科技。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都察觉到这一点。也正由于眼前的
财富得来不易，他们尤其厌恶把财富分给挥霍无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任由这些国家
的领袖随意糟蹋，富了自己却救不了人民。日本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一反传统晋
身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新加坡同样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
所以我能感同身受，宁以提供训练和技术协助的方式提供援助，而不是提供捐款，
以免它被滥用。
1980年，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的官员到日本同深具影响力的国际贸工部工作伙
伴会面，当时国际贸工部已为日本拟好战后工业发展的总方向，整份报告书深具启
发性。日本人高瞻远瞩，懂得放眼未来而不一味墨守成规，缅怀过去帆船、武士的
朴实年代。报告书主要讨论的课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