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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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当年要是我只以华语或马来语发表演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邦迪就不可能阅读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约翰逊总统
会面。值得庆幸的是，我同多数美国总统和他们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国务卿，都能
融洽相处，好几位甚至在卸任之后还维系着彼此之间的交情。我们为共同的目标彼
此合作，学习相互信任，成了好朋友。

　　　　然而美国的政治过程往往让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内两度发生总统遭弹
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后是1999年的克林顿。所幸这两次的弹劾都不曾
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政策随主要人事变动而朝
今夕改的现象。决策方向捉摸不定，国际关系也因此变幻难测。华盛顿一些友善的
外交官总会说，新面孔能引进新观念新点子，能充任“冲涤机制”，避免统治精英
死守政权、食古不化。我却认为也惟有像美国这么一个富有又安如磐石的大国，才
经得起这种制度的多番折腾。

　　　　美国的政治过程尽管多么开放透明，地球那一端如果发生附么危机，谁也说不
上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换做我是波斯尼亚人或者科索沃人，也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当
真会插手巴尔干的战事。他们却真的干预了，不在于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而
是为了捍卫人权，为了终止一个主权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
只是这种政策能维持多久呢？它能放诸四海而指准吗？在非洲的卢旺达，这一套根
本行不通。美国朋友一再提醒我，他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其实并不是战略性的国家
利益，而是美国媒体所关注的焦点。纵有再多的失误缺陷，美国还是成功了，而且
做得非常出色。美国的工业表现在七八十年代不如日本和德国，却在90年代以叫人
意外的活力回弹。美国公司在电脑和资讯科技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它们充分利用数
码革命把公司、企业打碎了再重组，把生产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成功抑制
通胀率，增加利润，在竞争力方面领先欧洲和日本。人才苔苹是他们的强处，大专
院校、智囊团、科研中心和跨国公司，都是培育人才的温床，而且有能力吸引中国、
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出类拔萃的才俊，在硅谷等新兴高增值领域服务。没有一个欧洲
或亚洲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和网罗了大批的海外人才。美国就
像拥有磁铁似的，把全球各个角落的顶尖人才全吸引到美洲大陆去。这是美国的一
个重要优势。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
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
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
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
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
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
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
去了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许多欧洲公司开始在纽约股市挂牌，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着
眼于每一季的回报和股东投资价值。欧洲人接受了美国企业管理的标准，这等于欧
洲对美国的表扬。

　　　　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
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
地位。
　　　　　　　30、亚洲第一个奇迹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
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
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
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1945年一样。

　　　　过去60年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变了好几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接触
的是待人彬彬有礼的推销员和牙医。作为一个社群，他们爱干净，整洁，守纪律，
自给不求人。因此，他们在1942年2　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军政府有步骤的暴行，
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3　年半的恐怖和物资匮乏的生
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
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1945年8　月15日，天皇突然出人意料地下旨投降。日本人从作为我们的太上皇
一下子变成了模范战俘，他们尽心竭力地打扫城市，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应做的工
作和身分的改变。接着他们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我从书报上得知，他们重建日本
历尽艰辛。

　　　　60年代，品质优良的日本电子消费品流入新加坡。到70年代，日本人又生龙活
虎起来。他们擅长生产纺织品、石油化学制品、电子产品、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
机，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销售方法，他们摇身变成了别国不易应付的工业强国。随
着国力日益增强，日本人在鞠躬时腰也没那么弯了。

　　　　这个国家从不道歉对我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最深
刻的印象，是占领时期的恐怖。这些记忆是磨灭不了的。从此以后，我在更广的社
交范围内认识了许多日本人，包括部长、外交官、商人、总编辑、作家和学者，有
几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通情达理。跟年轻的时候
相比，我现在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战
后我在书报上看到他们吃不饱和受苦受难，城市被炸平和烧毁，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种感觉在看到他们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着手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后，不由
得转化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麦克阿瑟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目标，把许
多使日本变得强大的特点保留下来。有一些人因战时犯下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
多数人却改头换面，有些还以民主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赢得了选举，当上了部长。
其他的人继续成为勤奋的爱国官僚，致力于把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却从不悔悟，从不道歉。

　　　　战后我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涉，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一次冷血大屠杀
事件有关。1962年2　月，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地区进行土方工程，工人无意间发现
埋在一个大墓坑里的骸骨。挖掘出来的墓坑约有40个之多。这勾起了人们对20年前
“检证”行动的全部回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头两个星期里，日本宪兵队抓了5　
万到10万名年轻华族男子，并杀害了他们。骸骨无意间出土之后，必须让人们看到
我在跟日本政府交涉这件事。我也希望看看复兴的日本。1962年5　月，我第一次访
问还没完全从战争的蹂躏中复原的日本。

　　　　日本外交部安排我们住在帝国酒店。这座建筑物是由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
后来拆除了。它是一座雅致、宽敞的低矮建筑物，看起来像西式建筑，却又很有日
本风格。我从套房内约略看到了旧东京的景致，可以想像那准是一座曾经很迷人的
城市。熙熙攘攘的新东京清楚地显示了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却杂乱无章。它是从废
墟中仓促赶建起来的。美国B29　型轰炸机曾经投下燃烧弹，对它进行地毯式的轰炸，
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把整座城市给摧毁了。日本为紧急和杂乱的重建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道路系统很差，街道都很狭窄，没有形成网络，而且出现了交通堵塞的现象。
随着汽车的普及，情况将会更严重。一个有着强烈的审美观的民族，却重建出一座
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他们错过了兴建一个有效率和雅致的首都的机会，他们原本是
有能力这么做的。
　　　　　　　高尚的高尔夫球运动显然风靡全国。外交部长小圾善太郎带我到他的“三百俱
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日本最昂贵的俱乐部之一，只有300　名会员，他们都是
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高级主管们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和球杯。
虽然日本人当时已开始尝试制造球杆，但是还很差劲，挥杆时既无力道又没有感觉。
我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技术和模仿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20年后，日本制造的好
些高尔夫球杆却是全世界最好和最贵的。

　　　　解决“血债”问题我惟一的重要公事，是和首相池田勇人讨论他们的“血债”，
要求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赔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表
达了“诚恳的遗憾”（不是道歉）。他说，日本人民要“为所做的错事向死者的灵
魂”做出补偿，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致妨碍日新两国人民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赔偿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们不想开先例，以免其他受害国也纷纷提出赔偿要
求。池田和他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友善，他们也急切地想解决这一课题，免得勾起过
去的仇怨。我们终于在独立后解决了血债问题。1966年10月，双方商达的数目是5000
万元，一半是赠款，一半是贷款。我期望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吸引工业家
到新加坡来投资。

　　　　虽然1967年4　月，我再到东京是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佐藤荣作首相仍然会见了
我。他从资料中得知我没有迫使他们进行赔偿，感谢我解决了“骸骨”问题。我邀
请他到新加坡访问，他答应了。同年9　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成为战后第一
位访问新加坡的日本首相。佐藤在不微笑时，神色严肃而凝重，但笑起来的时候会
开怀大笑。他的样子像日本武士，身材中等，体格结实，有着坚定的表情和姿态。
有一次午餐时，芝问他是否真的是武士的后代，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并补充说他的
妻子也一样。他讲话声音低沉，不多费唇舌。他的外长三木武夫每说三句话，他只
说上一句，而且是更加有力的一句。他在战后的日本领袖当中，享有第一个获颁诺
贝尔和平奖的领袖的荣誉。我跟佐藤在一起时彼此都感到很自在。经过前些日子在
东晾的会面，他知道我并不反日，而是要跟日本合作，使新加坡工业化。他在演说
中提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推一的一句话是，“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
愉快的事件”，真是轻描淡写之至。一年后，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访。日本
很讲究礼仪，他们坚持在机场的迎送仪式上，我应该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
套，穿黑色的西服。他们非常拘泥于西方的礼服穿着。当时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英军
将撤离新加坡的新闻，我发现阳本官员和部长们，包括首相在内，都期待我会向他
们要求援助。他们知道新加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