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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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
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
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
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
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
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
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
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
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
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
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
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
曾有误。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
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
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
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
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
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1998
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
（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
个问题。他在1981年5 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
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
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
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
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
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
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
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
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
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
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
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
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
更别说保证回报。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
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
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
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
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
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
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
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
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
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
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
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
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
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
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
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
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
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
变化。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
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
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
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
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
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
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
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
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
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
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
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
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
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
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
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
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
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
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
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
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
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
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
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
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
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
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
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
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
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
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
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
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一年后，在1998年1 月1 阳，当总理委
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
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
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
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
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
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
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
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
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
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
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
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
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
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
渡过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