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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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刘大爷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不过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刘大爷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当时，他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老刘还挺得意。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在一起，联欢的时候，那边一位班长送给刘大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刘大爷虽然不大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他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就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老刘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当时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大爷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每个班都有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大爷这样的班长，也是大马刀、三八枪、二十响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当时张鲁集那里正遇到各路政工干部云集开会，而张鲁集又恰巧是回民区，领导们一商量，骑兵团除干部配枪以外，全部短枪上缴，另拨出机枪五挺、战马三十匹，支援回民支队。
这时候，正巧有许多从延安回来的各游击区领导路过冀南，因为元城战役后这一带比较安全，于是都在此停留片刻。骑兵团也就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刘大爷记得有个女同志讲的特别精彩，而且人家还是豫鄂边挺进纵队的政委，叫陈少敏（他当时想不到，自己解放后会在陈大姐手下工作好些年）。又过了几天，轮到马本斋司令做报告，并且，党政领导也同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回民支队的事迹，号召向马本斋的英雄母亲学习。大家很受教育。
“只几天的时间，见到了一位女英雄，又听到了另一位女英雄的事迹。咱们当男子汉的，不勇敢顽强不行啊”！
不过，骑兵团的战斗减员现象终究是个大问题。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招来一些人就能补得上的，况且冀鲁豫这地方不比西北，青壮年中有乘骑基础的人较少（会赶马车的都不多，就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上级领导经过通盘考虑，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新任政治处主任李庭桂。这个李主任挺有才气的，一到部队就编了首《铁骑兵战歌》，以连为单位，组织大合唱比赛，歌声飞扬之中，还搞运动会，比赛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文体活动，他都邀请各级领导参加，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小孩子跟着队伍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主任还随即创办了《铁骑报》（这份小报后来影响很大），宣传部队里的好人好事，开展各项评比，首长们看到朝夕相处的铁骑健儿的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也就格外高兴。
合并过来的新七旅骑兵连（编为第五连），文娱基础也很好，特别是他们的秧歌队，能歌善舞、扮相英俊，新任的供给处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带头翩翩起舞，大家原先都没怎么见过这个，顿时乐得不行。接下来，政治处又挑选文娱骨干，组织团的秧歌队，这下子，更是锣鼓喧天了。
不久，四分区的骑兵人员也并入了129师骑兵团，编为特务连。这部分骑兵有的是原冀中军区骑兵团团部的，有的是冀中其他部队的人员，他们的部队经过“大扫荡”之后损失了，幸存人员由南进支队收容，现在大约共有七十多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训练参谋边乔（后任骑兵团副参谋长，47年牺牲）。
边乔是骑兵专科的毕业生，在东北军干过，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刘大爷记得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好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你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当时，把战士们都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他的怀表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什么”，他说“这里面有文章。这表虽然零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笑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不去提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那些活动，边乔也只是看看，很少参加，这就显得很另类了。团长政委找他谈话，到最后总算成功了，他答应参加活动，可却是另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带着一帮人训练出来，好看极了，结果以后弄得军区、军分区和地方上有些大的会议，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长司家荣去指挥。司家荣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的边乔发明的体操……”。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他生病了，没来……”。
除了这些新连队和新干部，还有包括新任参谋长王玉珂在内的一些新战友陆续补充到了骑兵团，团队的力量逐渐恢复并增强了。可就在这时，华北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粮食绝产。
没有粮草，不仅在物质上给骑兵团造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在精神上，也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42年到1943年，是日伪军扫荡最多、最残酷的时期，根据地广大群众遭受了很大蹂躏，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杀害，扫荡所经之处，村村穿孝，处处居丧。而偏偏在这时候，老天也不开眼，华北地区又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冀南和鲁西土地大面积绝收。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们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困难。当时，在后方根据地，抗日政府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百姓家里一般都还有些存粮。
减租减息，实实在在地保证了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此极为高涨。八路军并没有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各自的家里，军队需要的时候再临时收集。如果有部队和“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那粮票就可以充抵公粮。汉奸们没有这粮票，想来白拿白要？门都没有！
遇到困难，拖欠地主地租的事是有的，可不交公粮的情况极少。八路军实行“拥政爱民”，和根据地群众是鱼水关系啊。本来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乡们宁愿自己吃高粱米棒子面，也要把白面留给子弟兵。谁家要是吃了“独食”，不仅农会要批评，连周围乡亲们也不待见。有一次，刘大爷送一个伤员到老百姓家休养，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正吵着，看见伤员同志来了，老婆婆毫不犹豫，转身就把这母鸡炖成了汤，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很恶劣，许多部队和机关就陆续到元城一带来休整，这里本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各地来的人马都有。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搞篮球比赛，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到处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原来是搞学生运动的，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篮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军区球队都不怵。当时，最厉害的是青抗先的一位干部，人家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专业，“拍皮球的动作都和咱们不一样”，每当他上场，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把他当明星了。
比赛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篮板的位置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挡着，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运动了。篮球场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一次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派人把这边的梯子扛起来就走，骑兵团找不到地方投篮，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到了年底，部队就乐观不起来了。大旱之后，颗粒无收，进入隆冬以后，军粮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来。即使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游击区支援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啊，往往是刚领到一点军粮，就分给乡亲们一半，自己再将就硬扛着。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战士们还穿着“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地方上这时也没有能力为部队换装，于是军区拿出一笔资金来，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
根据地的那些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也被敌人控制得很严。刘大爷参加了冬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穿着便衣满世界赶集，也没收购到多少布匹棉花，真是愁死了。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的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刘大爷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立刻去找他。
漳河店，刘大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我们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