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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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安抚着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个头等奖、一个二等奖和3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进行的、长达7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争的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反教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的情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期地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后遗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
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在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人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为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高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西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戴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跃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一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
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