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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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　　　　
　　　　“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　　　　
　　　　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　　　　
　　　　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　　　　
　　　　“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优势。”
　　　　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步失去其相对优势。”　　　　
　　　　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　　　　
　　　　“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　　　　
　　　　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　　　　
　　　　“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　　　　
　　　　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　　　　
　　　　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　　　　
　　　　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的国家。　　　　
　　　　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个装甲旅。他计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　　　　
　　　　这就是戴高乐现在提议建立的“职业军”。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觉得，装甲部队——或者借用后来被强制使用的词汇，装甲力量——要由一些服役不到一年的新兵来服役，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新武器的技术性和使用的特殊性已经说服了戴高乐。当时，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科学、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战时是“特招”进工厂的。因此，戴高乐可以认为，每年动员新兵都找不到那些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组建这种装甲部队所需要的人才。从1935年起将兵役期延长至两年，也许这样做会使人们考虑别的解决办法。然而，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装甲力量——作为行动工具或快速反应工具，在任何假设中都要求达到很高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要做到绝对的和长期的准备。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并没有暗示，明天的法国军队应当简化为这支唯一的装甲力量。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议要分散使用或取消其余的军事力量。有时不准确的解读使得象勃鲁姆那样的人相信，戴高乐主张用一支他所描绘的职业军，来取代业已存在的国民军。毫无疑问，这种误会来自书名。但《建立职业军》一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　　　　
　　　　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　　　　
　　　　“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　　　　
　　　　“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　　　　
　　　　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　　　　
　　　　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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