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昆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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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似乎显得有些荒诞不经。高原战士的性生活极其可怜，开怀大笑似乎与他们没有多大的缘份，至于上帝的指尖是否触及过他们头顶，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还是正常的医理推断显得比较接近现实：“临床诊断结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脱发是属于男性病例，且是突如其来，莫明其源。”
还是《大英百科全书》说得真实而现实：“对常见的秃顶症尚无特效药物。”
莫明其源的脱发，无法医治的脱发！
其实，青藏高原的官兵只要离开这片荒原，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能够很快地在自己的头上重新生长出十一万根黑褐色的头发！
他们不能。军人的天职命令他们必须日日夜夜坚守在这片脱发的高原上。
脱发的军人不敢脱帽。张天河的妻子赶来看他时，直到晚上睡觉时张天河才把军帽脱下来。顿时，妻子伤心地哭了。
她爱她的丈夫。她收集了三十多种药方寄给丈夫，她买了好多种据说能治秃发症的药物带给丈夫，这只是一种心愿，她盼望丈夫依然英俊潇洒！
她打点行装又一次来到高原，她要带她的丈夫去治病，她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医院对头发没有办法！丈夫告诉她已经吃了好多药，好多人都在求医可都没有效果时，她恳求部队领导将已经当了十多年义务兵的张天河尽快退伍回乡。因为人民解放军中当十多年义务兵的人恐怕只有在青藏线才能找到，因为她听说只要离开高原她的丈夫就能重新长出乌黑的头发和眉毛。
可是，丈夫训斥了她一通。他太爱自己的岗位了，十几年的高原生活，他对这里的冰川雪山，高坡大河，还有黄羊和无鳞鱼都生出了一种亲近的感情。自然，那两台135马力的柴油机是他的伙伴，震耳的轰鸣成了他生活的伴奏，一旦听不到发动机的隆隆声，他会觉得失落了什么和缺少了什么。只要柴油机的运转声有一点点异常，他都能听出来，他觉得他的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妻子抚摸着他的秃头，悲哀地流着泪。丈夫宽慰她说：“怕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张天河至今仍在五道梁泵站机房里管着他的柴油机。他依然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腋毛和阴毛。
这就是《头发问题》的生活真实。
《头发问题》引起了许许多多观众的感叹。从南京演到北京，这个小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节目本身。
这个小品的四个表演者以及来自青藏兵站部的这支业余演出队的三十五个演员在演出期间，也发生了一个悲壮的令人惊奇的故事。他们都得了病，病症叫：低山反应。病因是：氧气太多了，他们都醉了，这叫“醉氧”。他们不习惯南京、北京的生活环境，于是，头晕、头昏、胸闷、恶心、呕吐，最轻的症状是瞌睡，有一位演员半小时打了四十几个哈欠！在青海出生的十九岁的刘青玲全身浮肿，演出后呕吐得要两个人扶着才能回到住所。
这又是一个关于高原战士的故事。
在物质与精神贫乏的地方
西行漫记——
在青藏兵站部看录像片《西部没有雕像》，雄浑、粗犷、悲怆、深情。60分钟的图像展示了青藏线官兵40年的漫漫征程。几十万人的奋斗、奉献和牺牲，剪辑成感人肺腑的镜头。
主题歌绵绵情长：
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
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
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
儿却说这里是献身保国的地方。
儿当兵当到多远多远的地方，
儿的眼望不见娘炕头的灯光。
儿知道娘在三月花中把儿望，
娘可知儿在六月雪里把娘想。
寄上一张西部的雕像，
让娘记住儿现在的模样。
寄上一张西部的雕像，
让娘记住儿现在的模样……
不知为什么，热情的讴歌遭到了冷漠的回报。兰州市的一位母亲给在青藏线开汽车的儿子艾兵写信：“中央电视台放了《西部没有雕像》，越看我越不放心，以后能不站岗就不站岗，能不出发就不要出发……”
军务参谋桑宁接到了未婚妻的来信：“你就在电视上放的那个地方？我不要这样的雕像，请你考虑：要么转业，要么吹灯！”
途经花海子，遇一位怀抱婴儿的藏族妇女搭车。闲谈中得知，她丈夫叫扎西，在花海子看兵站，他很孤独。他不让她出门，相对而坐又无话可说。她悄悄地到道班去看一会儿电视，回来后又挨打。她要离开他，他不干。在这个地方，他不能没有女人。
张留德探家了。他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儿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泪流满面地搂着儿子说：“喊爸爸，你爸爸回来了！”儿子用小手摸着张留德的军衣：“我爸爸啥样子？我不知道。”
因为发烧，儿子的眼瞎了。
格尔木的每一座家属院中，都有一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高原的风雪吞没了她们的青春也磨砺了她们的筋骨，她们把自己交给了青藏线。她们默默地流着泪，顽强地工作着、生活着，抚养着孩子。爱情的花谢了，那一份甜蜜和芬芳，仍留在她们的心里。
千百对牛郎织女，在银河的两岸遥望。尽管花烛流着泪，一根看不见的红丝线，连结了千山万水，扯不断柴米油盐、儿女情长！
第五节
9．三角恋
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可是，丈夫在北京，儿子在南京，她在格尔木。她的三口之家分布在祖国的东部、西部和北部。千分情，万分爱，化作了望不断的天涯路，化作了太阳的祝愿和月光的思念——
原先我是天津运输工程学院的话务员，三年后考总后医专，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五个同学一起来的，两个北京的，一个广州的，我是天津的，还有一个西宁的。当时想，命运怎么对我们这样不公？我们都是大城市长大的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生活的旅程和荒凉的西部联系在一起。
来就来呗，我在地图上找了好半天，才找到这个格尔木。一大片黄颜色，这是沙漠和戈壁的色彩，过去听人说支边到青海，现在真要轮到自己了，心中有一种遥远和苍凉的感觉。
还有一种孤独感，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在北京上学时我认识了小梁，他是我的老乡，在北京武警部队通信站，我们同岁，又是同行。我们游香山，登长城，逛北海，我们相爱了，我们正热恋着。他一米八的个子，方脸、精瘦，性格温顺而多情。
他送我上的火车，他买了一大旅行袋的东西给我路上吃，有水果、糖果、糕点，什么都有。他不说话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们都要把对方的模样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里，因此，每一秒钟都显得异常的珍贵。这一走，几千里山河重重，何日再相会？我心里沉甸甸的，鼻子发酸。他的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车一开，我就用手绢捂着眼睛大哭起来，发车是晚上9点26分。
那是1987年的7月份，到青海的火车晃荡得厉害，硬座车厢里挤得要命，天又热。到西宁气候凉了，我们的短袖衫、裙子和凉鞋不行了，连忙加衣服。西宁是下午1点钟开午饭，晚上10点钟天还不黑。温差和时差一下子就与北京拉开了距离。感觉上的距离比时空距离还要遥远得多。
还得走，坐青藏铁路再往西。三天三夜的火车，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草原，看见了沙漠、看见了戈壁滩，望见莽莽昆仑山上白色的雪峰时，格尔木到了，这是我们人生旅途的一个大站。
我们是9号报到的，分到二十二医院的外二科。第二天10号就上班。当时我胸闷、气喘，还拉肚子，浑身没有劲，嘴唇裂大口，成天想睡觉，这是高原反应。我们科有四十多病号，只有六个护士，挺忙，我得打针、发药，穿上了白大褂，就得当南丁格尔。
一下班，我就想他，想北京的那个人。我给他写信，我说这儿挺好，让他放心。他不相信，他说我骗他。他说听人说，青海很苦，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狗满地跑。他傻乎乎地给我托运了一箱吃的东西，路上走了两个月，打开一看，是九十包方便面！我们一星期通一次信，我把对他的爱全倾注在一张张的信纸上，那一行行的字，浸透了少女的甜蜜和眼泪。
爱是幸福的，爱是痛苦的。千丝万缕的思念像烈火燃烧，像品味橄榄。一闭上眼，就会想起在一起的日子，那么甜蜜，那么美好。分配方案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两个人隔那么远的路，今后怎么办？吹了算了！”我说：“我们俩挺好的，远就远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
1989年元旦我们结婚了，我们是在相识、相知和相爱的北京举行的婚礼。热烈的男欢女爱很快就有了收获。
7月份他来看我，他只有十天的假期，路上走了七天！他是在这里过的八一节。这天，我们医院团工委组织到鱼水河去野餐。那里有一片草原，我们带上锅，带上菜，带上录音机，有的钓鱼，有的照相，有的跳舞，红日、蓝天、碧波，绿色的草地，如此宽广，如此美丽，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高原！我们纵情地高歌。
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他胸闷，不想吃饭，我带着他，我和他开玩笑：“你一个男子汉还不如我，我已经锻炼出来了！”那天一人发一袋麦乳精、几个罐头，还有糖果，他也得了一份。我说：“你是来队家属，咱们青藏兵站多好，你来三天也享受了慰问品！”他笑了：“到北京你是来队家属，我们武警部队照样热情慰问来自青藏高原的西部军人！”
他一走，我的腿就酸麻疼胀，走路挺困难，加上怀孕反应，还坐骨神经疼。半夜里疼得睡不着，怎么坐都不行，又不敢叫人送医院去惊动人家。我一瘸一瘸地走，到门诊部一百多米的路我瘸了半个小时。
值班的李医生一看，是腰椎间盘突出，要打杜冷丁止痛。我不打，打针对胎儿不好，我咬着牙忍着。腰椎牵引时，疼得要命。有人劝我：“这时候大人都顾不了，还要孩子干啥？做掉算了！”我不，这是一个生命，这是我的孩子，我舍不得。
怀孕三个月内，我成天吐，反应厉害。后来胎儿会动了，我在苦恼中有了安慰。我经常与小生命说话：“宝贝，不要动了，我们睡觉了，好不好？”“现在开饭了，今天什么菜？你吃不吃？”
食堂里买饭人多，我不能排队，就叫人带。我不想吃，也不好意思老叫人带，我一天只吃一餐。同事帮我买米买油送来，我叫人买土豆，肚子饿了烧土豆吃。
孩子一天比一天动得厉害，他在我的肚子里手舞足蹈！有天晚上7点钟，我从食堂买饭回来，突然肚子疼，我不能动了，只好蹲在走廊上，我怕是阑尾炎。到妇产科一检查，主任说：“流产了。”我吓了一跳。还好，是先兆流产，我住进了妇产科。
病房里有动手术的，有生孩子的。有的哭，有的吵，晚上睡不好，我要回宿舍。回到宿舍里，又嫌太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又上班，到科里坐着做棉球，做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