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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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午后末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漾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它物以娱君实，唯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
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啄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着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绫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成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啄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啄，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啄“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啄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极有礼貌地接过“奏表”，极有礼貌地“拒绝”他会见皇上，又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宫。他对这位宦侍的为人处事茫无所知，此刻只能是硬着头皮听任这位中年人的“训诲”。
宾主相晤，司马光首先朝京都的方向跪拜，遥祝皇上“万寿无疆”，以尽臣道。然后向客人表示“竭诚欢迎”，以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礼”的。梁惟简也“礼”回敬，首先向司马光请了“大安”，然后申明此次来到，既未带皇上“圣旨”，又未持皇上“谕示”，但决非妄自行动。其任务是“检校书局自成立以来领取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赏赐情状”。并提出：为不延误司马光修书，愿依书局帐目自行检校，不需书局派人佐助，只希望司马光能提供在“独乐园”入户穿堂之便。
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侍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
司马光答应了梁惟简的全部要求。
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帐目。
梁惟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屋宇——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察“独乐园”里的一切。
司马光颓然地坐在弄水轩里。皇上在朝廷激烈的纷争中西顾洛阳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
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恕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学”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甚不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
“‘检校书局帐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往复贾贩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
刘恕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吁叹。
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致仕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帐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惠卿的激烈厮斗，以吕惠卿出知陈州的惨败而告结，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鲁、李定、邓绾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啄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位宦侍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甫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帐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宦侍来“独乐园”的。政争无情，政争无常。但要说是介甫为巩固其权势而阴行其事，不可相信，决不可相信……
刘恕看到司马光沉思不语，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上对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轼‘往复贾贩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宦侍悄悄勘审。宦侍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帐目案’尚可回旋之所在……”
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恕这细微入理的分析。
刘恕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
“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君实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中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屑阴鄙，也反映了君实这几年来，‘喑哑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宦侍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桌案，有何可检？白纸黑字，有何可校？君实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宦侍前来，不带‘圣旨’、‘谕示’，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
司马光静听着。
刘恕呷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能不能作这样的猜测：三五年来，朝廷纷争不断，案件事件迭出，《流民图》的哄动京都，‘天意赌博’的震动天下，‘宋室不和’的泄露于外，‘李逢、刘育谋反案’的发生，‘华亭弄权奸利案’的揭露，王安石的下台和上台，‘手实法’的推行和罢停，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已使朝廷成了一座乱哄哄的烂摊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陷于这个或那个案件、事件之中，分派、分帮、分体、分系，以倾诈异己为业，以谋取私利为本。人无干净之人，心无公正之心。忠于帮派，形同铁板；心于朝廷，势若散沙。皇上握掌难成泥团，松掌则满手皆空。如此局面，就算介甫所创新法完美无缺，也难行之于天下。因为执法在人，人若不济，再好的法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司马公熟知历代治乱之道，此时的帝王，通常有两种抉择：消帮派、削体系、掺沙子以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