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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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
“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
“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
“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
“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馀，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
“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登州海市”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缈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现时，“收召魂魄，复为平人。洗濯瑕疵，尽还旧物”，总算恢复了知州的职务，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王闰之欣喜泪流，忙着烹鱼宰鸭；王朝云愁容尽消，弄琴吟歌以贺。苏迨打来清酒。苏过采来野花，连屋檐下的雀儿也叫个不停。“野花啼鸟亦欣然”的欢乐，真的腾起在这草舍茅屋了。苏轼被一个新时期的曙光朝霞照映得惶恐涕零，他举酒面北而祝祷：
“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宫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啊……”
六月中旬，苏轼怀着“自惊缧绁之余，忽有民社之寄”的喜悦，告别常州，取道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占山亭，他吟出了“尚父提封海岱间，南征惟到穆陵关。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的诗句，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瞩仰，泪洒杞菊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十月十五日，他到了登州府治地蓬莱城。
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置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治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祖的香火；城西的海神庙，城南的亚父（范增）家和千佛山，点缀了这座小城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天下奇观“登州海市”，以其海空特有的。“群仙出没”、“浮世万象”、“贝阙珠宫”、“车水马龙”、“重楼翠阜”使这座小城令万人神往。
十月十六日，苏轼微服骑马而出，走访渔村，问农草舍，谒识府治民风，体察城乡民情。青春可追，他要补偿六年散官无为的损失。余晖当惜，他要为登州黎庶做几件实事。四天走访使他激烈于怀，哀黎庶之贫困，感习俗之淳朴。十月二十日，他回到家里，进门急呼：
“季璋展纸，子霞磨墨！”
王闰之惊诧：
“几日不见，子瞻何青春焕发……”
苏轼捋须而语：
“几日走访，感慨良多！民在水火，我不能无动于衷于民言珠玉，我当上达于朝廷。”
王朝云以苏轼在密州所作诗句戏趣：
“此乃‘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啊！”
苏轼大笑，在妻妾展纸磨墨的侍奉下，挽袖提笔，疾书《登州谢上表》。
……宠命过优，训词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当。臣所领州，下临涨
海，人淳事简，地瘠民贫。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载白扶杖，争来马前，
皆云：“枯朽之余，死亡无日，虽在田野，亦有识知。恭闻圣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号令，人皆涕流，愿忍垂死之年，以待维新之政”。
言虽甚拙，意则可知……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
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爝火之微，
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了登州，他打开一看，“诏知登州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都”几个字映入眼帘。青云节节，诏令频频，恩宠有加，他一时愣住了。道路有闻，司马君实至京，遭宰执大臣蔡确、韩缜、张璪、章惇等人的排挤，步步荆棘，处境艰危，已有离去之意。此“诏令”吉耶？凶耶？朝廷宰执大臣蔡确、张璪的身影立即浮于心头，他一颗耗血于多难的心骤然茫然生疑，传“诏令”而示妻妾，一时默然。
王闰之看完“诏令”，亦生疑惑：好事难多，乐极生悲！她的猜度与丈夫的疑虑相同：
“子瞻，现时朝廷纷争又起，左相是蔡确，右相是韩缜，韩缜为人虽不知，蔡确我们却是领教过的。如此思宠有加，颇为离奇。我们来登州方五日，论政绩，尚无丝毫建树……”
王朝云看过“诏令”，默然不语，她也在暗暗地猜度着：司马君实现任门下侍郎，势孤力单，此诏或出于司马君实援引之意，亦未可知。果其如此，则朝廷此时的纷争，已是鏖战正激。她不敢说出口来。
苏轼怆然说道：
“十五年来，我们居无定处，形若飞蓬。今日方出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惊魂未返，今骤然膺此非分之宠，恐有意外之忧，纵无天灾，必有鬼责啊！世情难料，人心难料，十五年的坎坷流离，我确实已是惊弓之鸟，连祸福之音也拙于分辨了。”
王朝云在久久地沉默中发出一声叹息：
“天下祸福之事，唯神知之，我等凡俗之人，不必为此事熬费心血，听天由命而已。久闻‘登州海市’神奇瑰丽，壮观至绝，今不睹其景而离去，颇为憾恨啊！”
王朝云的“神论”，触动了王闰之“疑而求卜”的心弦。让“神”决定这“召回京都”的祸福吧！便借机而语苏轼：
“霞之‘憾恨’，亦在我心。子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