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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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个愚蠢而多情的可怜虫，是不敢以屈子为师的。但也真心地热爱着这块秀丽如画的土地，热爱着这块土地上质朴善良的黎庶，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做悻’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支‘着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号，诛伐暴虐，揭示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狱！愚蠢的多情，又炼就了一种‘不知悔改’的猖狂，贬逐而不低头，负罪还要挣扎，抱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忠心爱心在油锅里打滚，仍不肯闭合报忧说愁的嘴巴，故而罪行难宥，终于落到这个爹妈不爱舅舅不疼的下场。仕宦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该向这祸福莫测的人间告别了……”
也许真存在着天人感应，一道闪电突至，托起湖面的万顷波涛，向鲈香亭汹涌卷来，如万马奔腾；一阵炸裂的雷声，驾着夜风袭来，亭阁震动；暴雨随着天河崩坝似地急泻而下……苏轼领受着急风暴雨地洗涤，一步一步走向鲈香亭的边沿，一条腿跨过了生与死交接的木制栏杆……
夜幕中，苏迈吼叫着扑出，紧紧地抱住了苏轼，发出了撕心裂胆的乞求声……
风声、雨声、雷声、苏轼父子相抱的痛哭声，交织在风雨飘摇的鲈香亭。
篇十八
汴京·福宁殿
“乌台诗案”迅速地扩展·朝廷最大的一次“谏争”出现了·王安石为拯救苏轼从千里之外的江宁送来了“奏表”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都，当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幽幽百尺井，
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
自恨计之失。
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
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拙笨抵抗和托词，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
他供认了“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孙觉、李常、刘挚、文同等人，并详尽地交待了与王诜、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
他承认了“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
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
……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
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
看，以轼言为当……
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孙觉、李常、苏辙、刘攽、刘恕、陈襄、刘挚、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无颇、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周邠、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优等三十九人皆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
一个庞大的、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的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切需要。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等人侦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予深究”的谏奏，一道“缴诗赋往还文字证物交有司勘查”的谕旨下达了。
“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
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诜、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证物。”
御史台派出缉骑分赴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
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十一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富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
人们疑惑：在这三十九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攽、刘恕、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已有的人（刘恕、文同）已不在人间，现时又旧事重提，老帐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炼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
王诜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诜与皇室的关系入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
王巩，时年三十五岁，乃真宗皇帝赵恒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充、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府、结姻老臣、又与现时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
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酝酿着……
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
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诜的府邸，手持皇上谕旨，勒令驸马王诜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诜避而不见，贤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谙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刑枷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
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落败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抄查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砚铭”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充、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苏轼的这首“砚铭”是：
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
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苏轼的这首“砚铭”，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充、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充、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三十九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充、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
御史台的缉骑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无颇的住宅，因周邠和祖无颇早有准备，缉骑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灾而“做道场”、“解厄斋”，累月不歇的讯息。
御史台缉骑奔至洛阳，闯入“独乐园”。老仆吕直得知缉骑来意，“惶恐无状，急入钓鱼庵禀报司马光。司马光因刘恕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闻母病故而得风挛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羲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警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删稿不辍。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尽，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缉骑猝至，濡墨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
“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
司马光自捡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缉骑——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
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证物”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
“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诗赋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谤世之怨，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熙宁十年，苏轼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马君实独乐图》一首。以述怀念之情。除此而外，别无往复文字现奉旨将底稿上呈，以备勘审。臣跪待罪罚。”
司马光叩头站起，交诗稿于缉骑狱吏，拱手而语：
“公等奉旨行事，备受辛苦，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抄查，老仆吕直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待罪告辞。”说罢，深深一揖，离开了弄水轩。
狱吏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臣典范”。他打开《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诗阅览：
使君仁智心，
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
猛虎须可揽。
出牧为龚（遂）黄（霸），
廷议乃（王）陵（汲）黯。
万钟何所加，
（詹瓦）石何所减。
用此始优游，
当官免阿谄。
乡时守高密，
民安吏手敛。
乘闲为小台，
节物得周览。
狱吏再看苏轼的来诗《司马君实独乐图》
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
花竹秀而野。
……
先生独何事，
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
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日？
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
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
年来笑喑哑。
狱吏阅览完毕，心底暗暗一笑：司马光以汉代循吏龚遂、黄霸喻苏轼仁爱为民之心，以汉代良臣王陵、汲黯喻苏轼忠义不畏强权之胆，此乃友谊之音，亦可视为鼓励苏轼的罪行。苏轼誉司马光名满天下，儿童走卒皆知，已得黎庶之心，此乃今日实情，亦可视为盼望司马光复出的暗示。罪证在手，可以向御史中丞李定大人复命了。他推开老仆吕直，带着两个狱卒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