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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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又浏览了一遍，问：“这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
卜奎答：“原来是上海一个青年团干部，后来搞文艺评论。我以前看过他几篇文章……不怎么的。省报总编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我请示张书记，问我们省报是不是转载？”
“让我看一看再说。”又说“你坐下。”
卜奎坐在张敬怀旁边的沙发上。
“我记得，”张敬怀回忆着“一九五九年，传达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时，毛主席有一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和他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海瑞虽然批评嘉靖皇帝，可是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的，《海瑞上疏》的，《海瑞骂皇帝》的，《海瑞背纤》的戏剧、文章兴旺一时。没有毛主席号召，谁能刮起这股”海瑞风“？因此，我找来明史一查看，果然有这么一段内容……”
卜奎说：“如果毛主席有这个讲话，肯定省委还存有文件，我去找一找。”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 按语’ ，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人们叫做“革命小将”的孩子们，开着穿梭般的大汽车，对着麦克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识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否则，他们就要变天，就要千万人头落地！”
“坚决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坚决揪出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大街小巷，还有另一番“景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的鼓动下，过去信过“一贯道”的，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唱过旧戏的演员，成分“高”的所谓“地富分子”，“生活作风”不正，或真或假的所谓“破鞋”，像项练似的挂着一拖到地的一圈鞋子，成群结队游行。载着“红卫兵”袖标的孩子们，让他们敲着铜锣“自报家门”：“我叫XXX ，是个反革命，我罪大恶极……我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接着是自己敲响的锣声：“当，当，当！”
不久，省委大院门前一百多米长的墙壁上，便贴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开列现届省委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大罪状”。围观大字报的群众，万头攒动。有一批红卫兵要冲进省委大院，饬令省委领导和他们对话。可是，他们被警卫挡在大门口，双方相持着。红卫兵们在院外唱着语录歌：“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又高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几天，虽然省委书记杨同理主持开过几次会，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各地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杨书记说，自己也是属于这三个‘ 很不’ 的人。他也说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但张敬怀却闷着头，什么也不说，只是叹气。难道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瞎折腾吗？
省委开会的内容，张敬怀不能告诉卜奎，卜奎也不便多问。
有一天，省委门前又贴出一份有十多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坚决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敬怀！”
卜奎下班时，把此事告诉了张敬怀。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过了片刻，说：“你去把这张大字报给抄下来，我看一看。”
卜奎奉命到省委门前，在拥拥挤挤中，出了满身大汗，才把这张大字报全文抄回来。同时，把揭发省委那张大字报也抄了回来，一起交给张敬怀。张敬怀看了看，无力的放在桌子上。半天才问：“这大字报是谁写的呢？看来是很了解些内部情况的人呀。”
卜奎回答：“肯定是了解内情的人写的，署名是‘ 群言堂’。我们几个秘书在一起悄悄议论过，大家怀疑，可能是办公厅秘书处刘吉有秘书写的。”
张敬怀寻思半天，原来是刘吉有！前年他刚调来省委时，有人向他推荐过刘吉有，刘也极力表示愿意给他当秘书，幸亏他没有同意，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关于揭发张敬怀的那张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庐山会议之后军区批判他的材料，还有他阻止省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一事，说这是封锁毛主席声音。后来转载时加的“按语”也是“以学术问题为名，掩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的真面目。”
外面不管怎么闹腾，省委的正常工作总得进行呀！就是为了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省委也得开会呀！
次日，办公厅通知：省委要开全委会，讨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考虑到门前的红卫兵们把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会议地址改在西陵宾馆召开。
会议决定上午十点开。张敬怀的车子刚刚开到半路，有一辆车子拦在他们前面，一个秘书匆匆忙忙下了车，小声告诉张敬怀：“红卫兵们听到了省委要开会的消息，已经把西陵宾馆包围了，一部分人冲进了宾馆，把好几位领导同志抓走了。现在临时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近郊的顺阳市一号院开。”
司机立即掉转车子向顺阳市开去。
顺阳离省会城市只有四十公里。车子在十一时，开到该市的一号院。
省委领导们刚刚坐下，惊魂未定，杨同理书记就匆忙宣布开会，说：“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电话给中央，问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法，上面的答复是：不是有‘ 五一六’ 通知吗？你们按‘ 五一六’ 通知精神办就是了。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学生们要揪人，要抓‘ 走资派’ ，你们总是不断请示省委怎么办？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刚说到这里，一个秘书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说：“有情况！海天市的红卫兵，坐了十几辆大车，已经往顺阳市开过来了！估计二十分钟就到，他们肯定要冲击会场抓人。看来在这里开会也不安全！”
杨同理书记愣了五六分钟，其他省委委员都没有说话。
又过了片刻，又一个秘书跑来告急，说是学生们的汽车已经向这里开来了。
杨同理书记又迟疑了片刻说：“同志们，在我们四十三名委员中，有十七名同志已经被抓走了。现在即使开会，也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他又停了一刻，显然心情很激动：“同志们，你们和我都是老共产党员，有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有的做过地下工作。我实在是没有主意了。咱们散会，按照党性原则，人自为战吧！”说着潸然泪下。
“散会吧！”
这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一号楼包围，喊起了震天的口号。
张敬怀和卜奎是从后门溜出去的。卜奎对张敬怀说：“看情况我们是不能回家了。到什么地方暂时躲一躲呢？”
张敬怀坐上汽车，用一只手捂着胀得发痛的脑袋，没有回答。
不多时，汽车开进海天市区，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一群群，一队队，孩子们打着大字标语，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举着红旗，像洪流一般。
他们第一个看见的是迎面一群小将，五花大绑地游斗一个人。那人载着三尺多高的白帽子，像是阴曹地府的“无常”。标语上写着打了红X 的大字。“打倒反动分子吴光！”“吴光鼓吹‘ 海瑞精神’ 罪该万死！”后边还跟着被游斗的演员。
吴光是本省著名的京戏导演，前年在全国刮“海瑞风”的时候，他导演的《海瑞罢官》，影响很大。在排练这个戏之前，文化局曾经请示过张敬怀。那时他也觉得，鼓励大家敢于对各项工作提批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既然毛主席提倡学海瑞，那么是没有错的。他批准了演出计划。此时张敬怀想：吴光只是一个导演，他按剧本导演而已。要说错误，首先是领导的错误，导演和演员们还轮得着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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