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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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