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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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毛泽东的疏远，不明真相群众的怒目而视，给刘少奇的心灵带来重创；而家庭的一次次突变，更给刘少奇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把盐。尽管他是个极有控制能力的人，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家庭面前，他的心颤抖了。
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里等候家长签字。
放下电话，王光美心如刀绞。刘少奇遭受厄运，女儿又面临残废的后果，真是雪上加霜。她何尝不想马上飞到女儿身边，可是一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她有些犹疑了。
刘少奇有些发火：“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她是为我挨斗。”
当即，刘少奇、王光美驱车前往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刘平平，却看到了被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女刘源源和刘亭亭。
当清华大学红卫兵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喊口号、贴标语，口口声声要“打倒刘少奇”，可是当刘少奇真的出现在面前，仍然感到意外。这大概就是“虎死威风在”的道理。不管怎样，刘少奇也曾经是万人景仰的共和国主席。
在红卫兵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迎上去，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走上几步，大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看着面前闹剧似的一幕，他无能为力，只得留下妻子，悻悻而返。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迫写下了四点保证。在周恩来的亲自干涉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在的影响。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就在王光美被“智擒”的那天夜晚，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墨。寒气逼人。中南海沉寂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走着走着，年龄最小的刘亭亭哭泣起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亭亭说，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亲眼看着姐姐刘平平挨批斗，现在妈妈又被抓走了……。
刘少奇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刘亭亭的头，轻声安慰着。
可是，刘少奇饱经重创的心灵，又有谁来安慰呢？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即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苦笑着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
刘少奇则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接着，他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知毛泽东该怎么看？当时，毛泽东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然而，就在毛泽找刘少奇谈话后的第四天，即1月17日，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