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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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因祸得福”。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张开济坚持己见，认为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周恩来最终没有干涉张老的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开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一代才女林徽因没能看到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她因病于1955年4月去世，梁思成以悲痛的心情设计了林徽因之墓。墓碑下方，安放着一块汉白玉花圈浮雕，它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个样品。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方案设计之初，梁思成就针对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建筑的巨大尺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安门广场过大，不合比例，置身其中，“仿佛人掉在了沙漠里”。
　　林徽因辞世一年之后，已遭受批判的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公开检查。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自己成广场的问题上，只考虑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尺度，未考虑“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以及“‘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
　　作家冰心也写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使纪念堂的兴建迫在眉睫。当时除了天安门广场外，还有香山、故宫和景山几个选址方案。香山的方案借鉴了南京中山陵的做法，香山不仅是1949年毛主席进京后最先居住的地方，那里山水秀美，颇具气象，适宜成为一代领袖的安息之所。故宫方案，将纪念堂地址选在现在天安门和太和殿之间，有的方案要拆除紫禁城端门，有的方案则端门、午门全部拆除。景山方案则建在山顶，有高高的台阶逐级而上，景山五亭全部拆除，景山南坡几乎全部被纪念堂建筑占满。这些方案全都规模宏大。天安门的方案也不例外，甚至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米，把广场的南半部全部占满。设计者认为只有体量宏大的建筑，才能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和敬仰。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呈现出来。
　　城墙兴衰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一份修复城墙的报告摆到了市长叶剑英的桌案上。这项报告的起草者是当时的市建设局。他们对千疮百孔的城墙作了实地勘察，并且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叶剑英立刻批准了这个报告，责承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关于“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财政部拨人民币15亿（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对安定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两年后，北京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称：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市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内城西直门的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正阳门门楼、箭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其中西直门、正阳门、东便门角楼，文化部已决定将它们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然而，这些城墙和城门最终还是失去了得到保护最后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战备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在首都北京修建地铁，并非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需要，更有“准备打仗”的战略意义。　要在“文革”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必需减少拆迁居民的负担，城墙一带显然没有居民，而拆下的城墙土石又可以就地填入护城河，不需要搬运。内城城墙地带，显然成了地铁选址的不二之选。）（括号内内容可由柯焕章院长谈。）
　　家住前门、当时北京宣武门小学的学生王鸿年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拆除城墙的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用吊车吊着直径一米的铅锤子撞击城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只是做些清理和搬运的零散工作。大凡两年38到40岁的北京人，都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拆除城墙的义务劳动。那时的王鸿年不会想到30年后，这座城市会发起“爱北京捐城砖”的活动，而自己，又成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可用采访代替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