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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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便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起点。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又要写上10个字才能代表10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文化为周所替代。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千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第二章亚圣与始皇
前言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
说是周朝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