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中国。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
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
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
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