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架的凤凰-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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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朱由检五岁那年，他的母亲刘淑女偶逆朱常洛意，朱常洛在暴怒之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刘淑女毒打一顿，甚至命令下人将刘氏往死处暴打，刘淑女痛不欲生，最后绝望自尽。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失光宗意，被遣，薨”。
但刘淑女死后，朱常洛立马就后悔了。这并不是他念旧情，想起了刘淑女平时对他的种种恩爱，也不是想到儿子失去母亲后的可怜，他是害怕他父亲万历皇帝知道此事后，正好有了废立的借口。恐惧之余，朱常洛就要身边知情的太监宫女们保守秘密，或贿以金钱而诱之，或施以威逼而胁之。要他们统一口径，谎称刘淑女是病死的，将她以宫人的身份安葬在西山。
朱由检10岁那年，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因为朱由检是天潢贵胄，被封为信王，其母刘淑女也母以子贵，被追封为贤妃。朱由检年纪虽小，知道了母亲屈死的实情后，想去祭祀自己的母亲，但又害怕光宗怪罪，只得私底下向太监打听，确定了母亲下葬的具体方位后，朱由检做些纸钱，委托亲信宦官去祭扫母亲。
皇父朱常洛即位时间仅仅二个月，便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了。帝位由他的同父异母哥哥、16岁的朱由校继承，即天启皇帝。天启帝对做皇帝没兴趣，对做木匠活儿却兴趣盎然。因此，朝中大小事体均委托自己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处理，逐渐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并逐渐坐大，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采用特务手段，以皇帝的名义随便抓人，然后拷掠至死，搞得天怒人怨，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8月22日，熹宗朱由校无子早逝，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朱由检是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这一年他17岁。直到这时，朱由检才可以公开的到母亲的坟上致祭。他封早死的母亲为孝纯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与光宗合葬于庆陵。
性格悲剧
登基之后的朱由检，是一位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狂澜于既倒，颇有新气象。在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段里，他以雷霆手段，一举摧毁魏忠贤集团。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彻底清洗，或处死，或下狱，或罢官，或削籍，或遣戍、或终身禁锢等。一时之间，朝野整肃，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又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而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的同时，崇祯帝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规定内臣不得结交外臣，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又严令禁止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他还积极整饬边防，起用抗金名将袁崇焕，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宝剑，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实际上等于把收复全辽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崇祯力图重振朝纲，实现明朝的中兴。
但不幸的是，朱由检随后却又因对朝廷大臣不放心，又开始重用宦官。当初他试图严禁宦官干政，如今却自食其言，重蹈覆辙。因此，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行使监军之责，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户部、工部都被太监接管，两部尚书被闲置一旁，坐了冷板凳。致使太监权力日益膨胀，朝臣痛心，将士寒心。阉宦都是身体特别是心里残疾的人，一旦权在手，就会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非为朝廷出力，而是狭于私心，只图谋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且宦官们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于为伍。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初期短暂受挫外，终崇祯一朝，重用信任有加。宦官对军政事务和朝廷监察事务、地方政务的全面干预，对明末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步伐。
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一方面破格选拔人才，一方面频繁地更换和滥杀大臣，这也是崇祯朝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崇祯在位17年间，内阁大学士如风吹流云一般，一拨一拨的换了50多人。变换之快，叫人摸不着头脑，致使机构多次出现停摆状态，也使属吏无所适从，应付了事。崇祯刚愎自用，性情急躁，迫不及待地想创造奇迹，且错误的认为重刑是创造奇迹的唯一的不二法宝。结果却适得其反，王朝人才断挡，形成更大的危机。特别是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毫无治国良方，只能靠滥杀以竖其威。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念往昔之战功，也不管今日之高位，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其冷血如此。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仅仅七天，情况还没有熟悉，城丢了，也不加甄别地处斩了事。致使忠心尽失，人为自保，甚至与义军或盗贼串通一气。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其他六品以下的官员就更多了，冤死的不在少数。
其中最冤的，当属袁崇焕。崇祯经常慨叹，安得岳飞那样的猛将，朕也就能有一夜安枕之福了。而袁崇焕就是一位岳飞，是大明朝的中流砥柱，只是崇祯不善识人罢了。这样说有些冤枉他了，只是他的猜忌心太重，对外臣的不信任，导致了袁崇焕遭到了和岳飞一样的下场，甚至比岳飞的死更悲惨，更令人唏嘘叹息。皇太极为了除掉忠心而又有军事天才的袁崇焕，便仿效《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模式，策划了针对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因为采取军事手段显然不会奏效，只能来阴的。当时，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故意让他们偷听到与“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便向崇祯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崇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
福建。崇祯帝自毁
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能收拾了。因此，当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后，明王朝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崇祯还不吸取教训，在崇祯十五年（1642），又密令孙传庭枉杀了大臣贺人龙。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同乡，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是明朝难得的悍勇且有谋略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起义军高兴得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耳！”崇祯帝的多疑、擅杀，自以为是的性格，把帝国拖入了绝境。
为了应对内外两场战争，崇祯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夏秋两税征收之外的额外措施，带有强迫性和掠夺性。没有一定限制，唯依据军需而定。官吏贪暴，趁机中饱私囊，因此，数额直线上升，民间卖儿卖女也完不了这课税。史书记载：“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如此惨景，即使最善良的老百姓也要拿起武器，铤而走险，寻求生路，致使起义队伍日益壮大。
崇祯做皇帝，比谁都努力，比谁都辛苦，但却面临着亡国之运，自己又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和个性，更何况明朝廷已如将倾大厦，社会的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已很难再扶立起来了。加之他的自相矛盾的性格的悲剧，他虽然倾尽全部力量，也不能让大明朝起死回生，而是加速了明朝这辆巨轮向更深的深渊滑去。
星走月中
崇祯帝除了勤政，尚可誉之外，其它方面不可恭维。出台的政策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而又不思检点，常委过于人。崇祯初年，他为了节省开支，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而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全国一大批驿卒下岗，这些驿卒失去了生活来源，为求生存不得不加入起义队伍。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就是这批裁减中的一名普通驿卒。可就是这名不起眼的驿卒，却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后人统计，也仅仅省下30万两银子，还不足皇宫一个月的支出呐！真是得不偿失。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崇祯帝向天问卜，得到的卦辞是：“星走月中，国破君亡”。果然，李自成在襄阳自称大顺皇帝的消息很快传来了。
而国之将亡，妖孽频生。南京报称，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有不祥之兆发生：三更半夜，从孝陵深处，常有凄厉的哭声传出，吓得守陵军士逃之夭夭。
正月，朱氏的祖籍凤阳发生
地震；京城北京也出现了“星侵入月”的天象。
接连不断出现的怪异现象，令崇祯恐惧万分，心力交瘁。而国库已经空乏，财政拮据，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崇祯在无可奈何之下，就想到向大臣们化缘，请求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踊跃捐出自己的家财银两，充作军费。
其实，崇祯帝本身享有丰厚的内帑来源，这是不交国库的。这时候的情况是，皇帝富，国家穷，官吏富，民间穷。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国库已经是无钱可供军需了。在此江山存亡的关头，崇祯帝却和大臣一样叫穷，始终不肯把钱拿出来，犒赏将士，鼓舞士气。吝啬以致如此，古今罕有。试想，江山都没了，要钱何用；有了江山，还怕没钱吗？他却在那里坐而论道，要求大臣们廉洁、节俭，不要贪污。甚至要求他们毁家纾难，助饷募捐，保卫江山。大臣们肯定不服了，你自家的江山你都不上心，却让我们把保命钱拿出来，门儿都没有。
结果，那些富得流油的贪官污吏们，个个叫苦连天，到处哭穷，末世的人心，末世的人情，人心之涣散，皇权之没落，由此可见一斑，大明朝已现出了覆亡的世情相了。悲夫！
崇祯帝只得亲自出面，找到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谈话，因为谁都知道李国瑞富甲一方。崇祯要他拿出40万两银子助饷。李国瑞死活不肯拿出，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钱，居然别出心裁地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里的一应器皿什物，也都拉到大街上，公开叫卖，以示一无所有，也出了崇祯帝的洋相。崇祯帝自然是怒不可遏，将李国瑞下狱，削爵，后死于狱中。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群议汹汹，纷纷上书，指责崇祯帝妄顾恩情，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帝见众怒难犯，暂时搁置了这一议题。但军情紧急，人无利不往。民间已被搜刮一空，军费只能从这些贪官污吏手中出了。为了树立榜样，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