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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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杨鹤抚陕（2）
他还对崇祯帝的许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他说：
陛下事事励精，临轩面质。但阁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问必答；而六部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应。这样一来，陛下却又要发怒生气。因此，臣以为这些做法过分了。现今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应该参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责成。宽严相济，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何虑天下能不太平？
杨鹤的意思，就是朝廷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已是元气大伤，犹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应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过于折腾。一句话，就是要崇祯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顺关系。
乍听起来，话说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就不会这么轻巧了。
杨鹤赴任陕西后，便想用招抚和救济相结合的手法来对付农民军。在总督陕西三边任内，杨鹤致力于招抚，而不太愿意动武。用他的话说，就是：粮饷用之于剿，就一去不返，况且杀人太多，也伤和气。还不如用之于抚，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条性命。盗息民安，功德无量。杨鹤及其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用招抚的办法，招降了10余支农民军。具体情况如下：
王子顺、张圣述、姬三儿因战败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挂率200余人在米脂、清涧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苗登云、苗登雾在铁叶岭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绥一带向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边向洪承畴、杜文焕投降。
田近庵、独行狼、上天龙等投降杨鹤。
拓先龄向榆林道张福臻投降。
金翅鹏、过天星向张福臻投降。
独头虎率数千人向雒川知县刘三顾投降。
刘道海、白柳溪率数千人在庆阳接受朝廷的招抚。
点灯子率5千余人在清涧投降官军。
神一魁、孙继业、茹成名率头目60余、兵卒4千余人，在宁州接受杨鹤招抚。
施冷庵在庆阳接受招安。
两支义军分别在宜雒、延长向陕西巡抚练国事、御史吴蟾А！ �
满天星、不沾泥、云交月、闯山虎、陈龙等率万余人分别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投降。
点灯子部卒700余人在稷山向曹文诏投降。
闯王虎、金翅鹏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飞在宜君、同官败降。
赵四儿率万人在鄜州一带投降张全昌。
张献忠率2千余人投降洪承畴。
饥民、边兵近1万5千人在庆阳向杨鹤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余人在甘泉向洪承畴投降。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率2千余人在鄜州向杨鹤、洪承畴投降。
郝临庵、刘六向庆阳道周自强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飞虎、李仁友率2千人在宜川向杨鹤投降。
谭雄在安塞乞抚。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畴投降。
从杨鹤等人招抚的纪录来看，几乎所有的义军首领都曾向朝廷投降过，或接受过招抚。而且被招抚的人数也不算少。那么，陕西的乱民怎么会越抚越多呢？
应该承认，杨鹤在陕西的招抚工作做得相当卖力。平心而论，杨鹤也算得上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错的官员。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后两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义军。
第一次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前后，杨鹤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的巨大压力之下，隐匿军情，坚决招抚，成功地让王左挂及其部众小红狼等投降朝廷。杨鹤给他们免死牌，把他们安置在河曲、延绥一带。
第二次是在崇祯四年（1631）四月，杨鹤在取得朝廷同意后，成功招抚了当时打得最凶的义军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时已战死）。这一行动，不仅化解了庆阳之围，而且还一度扭转了陕西等地的不利局势，招降了一大批义军首领，并斩杀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及一批朝廷官员也曾支持杨鹤的招抚政策。像新任陕西巡抚练国事、职方郎中李继贞等都曾在崇祯四年（1631）上书朝廷，要求招抚。崇祯帝也于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的机会，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山西、陕西的剿抚详情。杜乔林说：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气势凶炽，官军打得很不顺手，现在前线兵力不足，而且严重缺饷，非大量增兵加饷不可。
杜乔林说的是实话，当时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祯帝转而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得很悲观。他说：
兵饷不足，因此难以剿灭。而且贼寇见官兵实力不足，更是散后复聚，降后复叛。
刘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饷，以武力剿灭，言外之意则是不太赞成招抚。崇祯帝听后，有点不以为然，便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帝之意，就是说这些叛贼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应该招抚，不要赶尽杀绝。既然皇帝也这么说，刘嘉遇赶紧改口附和道：
现在用的正是招抚之策！
崇祯帝接着便派御史吴�10万两前往陕西赈济。而且在杨鹤上书请求招抚神一魁时，他也明确答复道：
“剿逆抚顺，谕旨屡颁。”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不幸的是，崇祯帝后来在严办杨鹤招抚失职之罪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说过这些话。
就在杨鹤庆幸自己成功招抚神一魁、斩杀王嘉胤之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崇祯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降而复叛，重操旧业。王嘉胤的旧部也没有因王嘉胤的战死而溃散，而是在新首领王自用（紫金梁）的领导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营”群哄而起，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乱世王、混世王等首领，拥兵20万，与杨鹤作对。一度好转的晋陕形势此时又是急转直下，一塌糊涂。
杨鹤顶不住了。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杨鹤抚陕（3）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