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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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深知魏忠贤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明白魏忠贤一日不除，他就无法大权独揽，更谈不上什么中兴。既然魏忠贤必须除掉，而自己却又不能轻易出击，那么就只能等待机会！崇祯帝自然清楚，新天子即位之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是想翻案，或是想投机，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果然，不久便有人跳了出来。
国子监司业朱三俊，上疏弹劾监生陆万龄、曹代请祠魏忠贤国学罪。在几个月前，监生陆万龄上书天启帝，说魏忠贤的功劳已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要把魏忠贤移入国子监与孔子并祠。天启帝也同意了。不过因当时有人提出，假如某一天皇帝驾幸国子监，例应拜祭孔子，而魏忠贤的像就在孔子边上，拜孔子也就是拜魏忠贤，似乎不太方便。所以这个提议就没有实行。此时，朱三俊便以此事弹劾陆万龄等人。崇祯帝随即下令把陆、曹两人下了狱。先前还有一位叫李暎日的监生，也上过一疏，把魏忠贤比作是周公。崇祯帝正好翻到了这份奏疏，也随即下令把那位李监生逮问。
崇祯帝的这些做法，是否算是敲山震虎，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魏忠贤却坐不住了。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上疏奏请停止全国各地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答复是优礼有加，他说：
“先前已经赐额同意兴建的那些生祠，继续照常修建。其他的就停下来吧。”
崇祯帝还进一步解释说：
天下为魏忠贤建生祠，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居然有功不居，要求停建，真是难得！因此让后面的那些生祠停下来，是为了成全魏忠贤的劳谦之美，而并不是为了其他。
几天之后，糊里糊涂的江西巡抚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奏崇祯帝，称魏忠贤功德巍巍，请求在江西为他建生祠。他们为建生祠，也在南昌作了些准备，顺手拆掉了三贤祠之类的古迹。据说崇祯帝拿着奏章，边看边笑，最后写下“已有旨了”几个字，算是答复。魏忠贤非常紧张，奏请将这笔造祠钱粮解充辽饷，崇祯帝答应了。那两位江西的官员，真有点不识时务，出错了风头，到这种时候仍做这种蠢事。魏忠贤倒台后，这两位官员很是尴尬，吃了大亏。
到了十月初，崇祯帝还先后几次给魏忠贤、王体乾及其党羽叙功加荫。宁国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鹏的免死铁券做成后，崇祯帝仍命赐给。这些做法，多少打消了魏忠贤等人的疑虑，迷惑了他们。不过魏忠贤等人做梦也没想到，率先攻击弹劾他们的，却是自己阵营中的人。
率先上疏攻击魏忠贤党羽的是新任南京通政使的杨所修。这位杨所修，本是魏忠贤的党羽，因不满自己被外放南京这个清闲之地，加上也预计到魏忠贤集团不会长久，所以反戈一击，突然发难，弹劾“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崔呈秀当时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周应秋任吏部尚书，都是魏忠贤集团中身居要职的骨干。杨所修的突然发难，令崔、周措手不及：崔呈秀立即出面应付。崇祯帝大概认为时机未到，便仍不动声色。他说：
“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
意思是群臣都是皇兄澄汰过的，不致有错。不要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话虽是这么说，不过既然已有人出头，自然就会有人跟上来，无人能挡住！
继杨所修之后，另一位原跟魏忠贤不错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也突然上疏，公开弹劾崔呈秀，话说得也很难听，而且涉及到了厂臣。崔呈秀依例上疏辩白，并请求回家守制，崇祯帝没有批准。杨维垣再次上书，揭发崔呈秀的罪行。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也参崔呈秀“夺情为安，忍于无亲”。御史贾继春更是骂崔呈秀道：
“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
话说到这种分上，崔呈秀再也无颜面在官位上呆下去了。他三次上疏乞归守制，崇祯帝终于同意他回家丁忧。
身为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几年来一直是魏忠贤在外廷最得力的同盟者。他的离职使魏忠贤仿佛被斩断了一条膀子。不仅如此，崔呈秀的下台，也给了朝廷许多官员一种信号，即魏忠贤失势的日子已不远了。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诛杀阉党（2）
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指向魏忠贤。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有一位叫钱元慤的主事上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奏疏，公开弹劾魏忠贤，把魏中贤与历史上的王莽、梁冀、王衍、董卓、赵高、武则天等人物的罪行一一作了对比。这位钱主事还为魏忠贤及其党羽魏良卿等人安排了归宿，要求崇祯帝或贬或诛，尽快处理。崇祯帝阅过奏章后，仅批了一句话：“钱元慤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这种态度无疑是鼓励。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位名叫钱嘉征的嘉兴贡生上疏，公开揭露魏忠贤的“十大罪状”，语言更为犀利尖锐，事实更为详尽。“十大罪状”依次是“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钱嘉征最后称魏忠贤的“种种叛逆，罄竹难书，万剐不尽”！
自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惨遭毒手之后，还没有人敢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过魏忠贤。按理，钱嘉征只是一位贡生，本无资格给皇帝直接写奏章，所以这位钱贡生在开始时是把奏章送到通政司，按例通政司应负责封进转呈。可能是担心这份奏章会惹麻烦，通政使吕图南便以奏章的格式称谓有毛病为借口，要求钱贡生重新誊写，实际上就是不想封进。血气方刚的钱贡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弹劾吕图南是“党奸阻抑”，吕图南自然不服，上疏争辩，把事情闹到了崇祯帝那里。崇祯帝便乘机下令把钱贡生的奏疏呈了上来。
崇祯帝在那份奏疏上的批语写得很温和，只是说，魏忠贤之事，朕自有独断。钱嘉征区区一位贡生，不懂规矩，姑且饶过这一回。一位贡生，竟敢这样弹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而天子竟以不懂规矩为理由，不予追究，这种做法，明眼人自然不难从中揣摩出崇祯帝的倾向。魏忠贤更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魏忠贤跑到崇祯帝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可能已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也是其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是用痛哭流涕来取得天启帝的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这一次在崇祯帝面前，他却失算了。崇祯帝似乎不怕他的眼泪，反而让手下当场诵读那位钱贡生的奏疏，而且还要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立即上疏，以患病为由要求辞职。病真是一件好东西。说有就有，要无即无。明明有病，却可以说没病，甚至十分健康；而本来无病，也可以立即称病。其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利于进退。魏忠贤本想以病为托词，躲过风头，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帝将计就计，竟成全了他，收回了司礼监和东厂印信，令他到白虎殿守灵。随后，魏忠贤像赌气似的，疏辞公、侯、伯三爵以及诰券田宅，崇祯帝也得理不饶人，竟一一同意。对其党羽之类似要求，崇祯帝也是一一依此照办，并乘机调整人事安排。
魏忠贤这次彻底失算了。他或许是想以退为进，寻机再起；或许是想远离荣华富贵，以哀兵之形求得同情，侥幸过关；或许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影响，没有预计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敌人。无论如何，他绝对是走错了棋。他大概忘了官场上的原则，即只有锦上添花，绝无雪中送炭。既然魏忠贤已是将倒之墙、落水之狗，那么就绝无不推、不打的道理。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别人！因为别人也有自己的道理。像东林党人，以前吃尽了苦头，到了这种时候，哪有不跳出来的道理。而当初为了利益而追随魏忠贤的那些人，一见魏忠贤已指望不上了，自然要另寻活路，反戈一击也在所难免。更有不少人则希望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奋起一击，立功树名，挣下点出人头地的资本。这样一来，除了那些与魏忠贤牢牢捆在一起的骨干分子以外，还有谁会不倒魏忠贤呢？当然，也有个别官员例外，如前述的那两位江西官员，到了这种时候，还要奏请在南昌为魏忠贤建生祠，如果不是因为江西闭塞、京师信息不通的话，那么这两位官员真是糊涂到了极点。像这种糊涂虫，也活该倒霉！
魏忠贤的大错就是过早地卸职。如果他能顶住当时的压力，保住其阵营的完整，压住阵脚，不这么急促地卸职，那么，朝廷上下也不致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敢跳出来攻击他，他也不致败得这么快。魏忠贤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败得如此迅速、彻底，总让人在拍手称快之余，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天启朝时的魏忠贤，是否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这其中是否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夸大？这种夸大是为了加重魏忠贤的罪行，还是减轻天启帝的过失？
魏忠贤既然失势，那么天下倒魏的奏章自然就像雪片一样飞进宫中，到达崇祯帝的手中。或许崇祯帝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这位少年老成的崇祯帝明白，只要大局一定，舆论便会迅速取得惊人的一致。这也是本朝政治的特点。几年前诛杀东林党人时，天下也是口诛笔伐，几乎人人喊杀；与此同时，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当然，以天下之大，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不合潮流，要唱反调。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这些人已绝无机会发表他们的谬论，而且迟早要被顺手打倒。
既然魏忠贤的罪行已经被揭发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清算的时机就已经成熟。在十月底，崔呈秀已先被交吏部勘处。到十一月初一日，崇祯帝便公开告谕魏忠贤的罪行。他说：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思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接着便是魏忠贤的具体罪行。最后，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客氏被送到浣衣局监管，两人家产全被籍没入官。
至此，魏忠贤、崔呈秀、客氏等人已被打垮。不过这样的处理绝对不是最终的结果。弹劾他们的奏章仍是络绎不绝，纷纷要求进一步严惩。这也不难理解。一来是魏忠贤已成落水狗，不打也说不过去。二来魏忠贤虽然已成了落水狗，但大家仍心有余悸，担心突然有一天他会爬上岸，再来咬人，所以要痛下杀手，除恶务尽。就连崇祯帝也有点类似的担心。
魏忠贤当时的做法，也确实授人以话柄。据说他离开北京时，用40辆大车载着珠宝，并有战马千匹、壮士八百随行，依旧是威风八面，那情形，不像是被贬发配，倒像是赴凤阳做什么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