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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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还未有过。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当中，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久，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复存在。9月，共产国际又向苏区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作风又专断，事实上成为党内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他虽身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
当这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局提出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但未被采纳，而且中共中央局对福建人民政府完全抱不信任的态度，称“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被从前线调回瑞金。这样，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和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4月30日广昌失守。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处于“左”的领导集团的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还常常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为，引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此话说得一点不假。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三人集团”向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
长征前夕及长征后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层中的最高“三人团”是权力顶峰的象征，却不是最高权威的象征。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一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本书作者注），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
李德把毛泽东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而不是原则斗争，显然是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而且他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时间说在长征开始前也是不对的。
起先，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洛甫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如果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甫，洛甫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董老、徐老、林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分散了谁照顾？他们都是老弱病残，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洛甫十分认真地说。
“你原来不是也同意分散吗？怎么又变了？”博古感到纳闷，“那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前几天你还为把瞿秋白、何叔衡留下大为不满呢！”
洛甫说：“不留下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便于统一照顾。”
博古紧跟着问道：“你的意见呢？”
洛甫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因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才来向你反映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博古无可奈何，挥了挥手说：“好吧，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最高“三人团”商量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洛甫的建议，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行军。
还是项英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提醒说：
“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博古犹豫地说：“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直接接触部队。”
项英仍是不放心：“那么，洛甫呢？王稼祥呢？他们靠得住吗？”
博古肯定地说：“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稼祥同志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不至于离大谱，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稼祥伤势很重，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阿弥陀佛了。”
李德也同样自信地说：“毛泽东跟中革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连饭都吃不好，觉也睡不香，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不仅行军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住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洛甫虽然骑着马，也可放慢速度加入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白天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谈话。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洛甫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