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陷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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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女人单靠个人努力，也能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她们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我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就很失望，开始后悔嫁给了他。我想当时要是跟那秘书结婚，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熟视无睹。
　　后来有一件小事更令我七窍生烟：有一次宿舍停水，因急等着做饭和给孩子洗澡，我请他下楼提一桶水上来，他无动于衷。我只得自己咬着牙把一大桶水提上了6楼，竟被他没心没肺地冲了厕所，还说什么屋子里的味道难闻死了，质问我是怎么搞卫生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跟他大吵一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一个月，他只打来两次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要我回去。我没有理他。
　　当年那个秘书，如今做了厂办主任，有一回在走廊上碰到我，问：“丽丽，你气色很不好。怎么啦？”
　　自从分手之后，我们也常碰到，在一个厂嘛，只是打一声招呼，或点点头。他这样问我，关心我，还是第一次。我没回答他，当时的感觉只是想哭。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我去了。
　　我们相互对视了很久。我眼里有泪，他眼里好像也有泪。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尽情地向他倾诉了出来。
　　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想着我。即使在跟他妻子做爱时，他也常常把妻子臆想是我谭丽丽。
　　然而，当我一听到“做爱”两个字，感到是那样刺耳，一把推开他，还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目瞪口呆。
　　我也愣了一愣，跑了出去。
　　虽然我跟丈夫的关系已是如履薄冰，但我又唯恐自己一失足就成了“坏女人”，我并不是不知道初恋的情人他是真心爱我，我自己同样也一直念着他。很大程度上，我害怕自己心理脆弱，承受不了偷情的负担；还有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都使我难以接受婚外恋。也许，这是我们这些4O岁左右的女性难以摆脱的思想禁锢吧。
　　话又说回来，我内心是很矛盾的。当时，我回到家里，很快便后悔了，后悔不该打他，后悔没有跟他鸳梦重温，哪怕有一次也好埃又过了一个月，丈夫终于大驾光临，把我从娘家接回去了。
　　生活仍然是老一套。
　　为什么不离婚？
　　你知道，每一个失败的婚姻都会带来大量的疑难杂症。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是住房。离婚后，我总不能带着孩子去住集体宿舍吧。再说，这几年我们厂的效益也差了，我每个月才拿不到300块钱，勉强养活自己，就谈不上给孩子过好日子了。而他毕竟有一官半职，钱也来得容易些。
　　另外，我也算人到中年了吧，社会交往的圈子越来越萎缩，已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心理上缺乏开拓新生活的素质。
　　你问那个厂办主任？他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听说他妻子有外遇。最近我们碰见，还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
　　对了，他当时对我说，他妻子有外遇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半年前，我跟他在办公室长时间拥抱的那一次，让他手下一个人看见了，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没跟他大吵大闹，也没找过我的麻烦，就径直到外面找了一个男人，据说那男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
　　真是的。我感到很内疚。
　　你说我该怎么办？
　　“疲惫。”
　　——采访录音之三
　　（鹿一鸣，男，35岁，伦理学博士。）
　　我跟江薇是老乡，我是扬州人，她是镇江人。她很漂亮，有一种江南女子典型的柔美。这大概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原因。
　　那时，我正在山东大学读硕士，她是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老乡联谊会上，我邀她跳了一曲国标，后来约她散了几次步，看了几场电影，慢慢熟悉了。我发现她不多说话，但一开口，便能让你感到她思维敏捷，言辞有力。这正是我喜欢的女性。
　　她毕业前夕，我给她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但她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约我到操场上走走。我们默默地围着跑道慢跑了3圈。透过树叶的缝隙，我发现那晚的月色挺美。第二天，她离校走了。我的心一片惆怅。
　　没想到两年后，我在北京读博士，突然收到她的来信，说她考虑好了，愿意嫁给我，并问我身边有没有人。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想：你考虑得也太久了，足够让人去坐一回牢。
　　当时，确实有一个叫虹的大一女孩在追求我，热情浪漫，也不免幼稚天真。我是做学问的，怕她跟着我受不了寂寞，况且她年龄大小，就拒绝了她。薇的来信恰好给我提供了摆脱她的机会。于是，我邀请薇到学校来谈谈。
　　薇比做大学生时更加妩媚，浑身散发出成熟女性格外动人的魅力。我很快做出了选择，把自己的决定坦率地告诉了虹。虹非常难过，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我认她做妹妹。那时大学校园里正流行这玩艺。我虽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接受了虹的一腔真诚。
　　第二年夏天，我跟薇在扬州结了婚。薇不喜欢热闹，所以我们基本上没请什么朋友，婚礼很简单。不期然虹来了，穿着一袭红色的石榴裙，捧着一束郁金香。我很高兴，但薇的脸一下子就暗转多云了。
　　当晚入了洞房，薇对我很冷淡。我感到不可思议，有朋自远方来，送一束郁金香，你犯得着这么闹别扭吗？
　　有人说：夫妻和睦与否取决于初夜。这话很有道理。我们的蜜月过得毫无甜头可言。夫妻应该是一对很感性的人际组合，可我跟薇就像被谁乱点了鸳鸯谱，给一张结婚PASS硬拴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心灰意懒回到北京不久，收到婚后薇的第一封信。她说她怀孕了，要求流产。我慌忙赶了去，百般劝说留下孩子，她才勉强同意，并要我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一辈子爱她，随时接受她爱的考验。
　　我就觉得她有点可笑，要么是心理不正常了，也依了她。
　　接下来，在她怀孕期间，我饱受了她所谓“爱的考验”的折磨。她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来把我吵醒，诉说她的孤独和痛苦，并提出一些近乎无理的要求，比如，让我每两天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少于10页，以我最初给她写求爱信的篇幅为准。
　　老天爷。我只好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而且还要到作家班去进修，才能做到这一点呐。
　　这还不算。她曾经在7个月之内，3次用加急电报把我召回，每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却瞧见她在悠闲地看电视或织毛衣。
　　她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只要你受得住考验，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每次相见都极不愉快。也许她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自己的任性辩护：“你不在眼前，我很想你；可一旦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没劲。这是为什么？”
　　我暗示她可能需要某种心理治疗，试图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给予诱导。她觉察出来后，当即表示抗议，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怀疑我压根儿就不爱她，只想利用她，并且义正同严地指出她是我的妻子，而非性伙伴。我简直哭笑不得。
　　1994年，女儿出世了。我替她取名鹿敏。江薇不同意，说姓鹿很难听，要改成她的姓，叫江敏。什么都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因为这并非是女儿跟谁姓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的态度很坚决，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95年，我拿到博士文凭后，南下深圳，一方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
　　1996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我又替妻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想这是彼此加深感情的机会到了，谁知厮守在一起，非但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反而使情感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在整理书籍时，我在箱子夹层偶然发现了一个蓝皮日记本，出于好奇，翻了一下。
　　上面记载着薇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情史：她曾跟南京的一个男人爱得昏天黑地，那人许诺带她出国，骗取了她的贞操，但他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让她悔恨不已。出于无奈，她想起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为了找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她通过我的同学，打听到我在北京读博士，跟我联系上了。她一度努力说服自己爱我，往爱情小小的口袋里一天天一点点装进自己的梦想，就像往银行活期存款一样，然而，当她回过头来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利息”是那样少，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好感罢了。最后，在日记中，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可爱得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她为什么神经质地要对我来一番所谓“爱的考验”。
　　尽管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也受不了她的日记，就把那个蓝皮本儿摔在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欺骗我！
　　她先是一声不吭，冷不丁嚷道：“我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吗！”
　　“你卑鄙。”我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张力。
　　“你更卑鄙。”她回敬道，“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像一个贼？”
　　我本想给她一耳光，可又怕相互打起来不好收场，只好独自到外面喝酒消愁去了。
　　我们开始了冷战，一连几天不发一言，每当有事就写小纸条儿摆在桌上。
　　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曾追求过我的虹到深圳来找工作，联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着落。为难之际，她不找我找谁呢？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在三资企业做副总的朋友，经过考核，公司很满意，同意聘用她。于是，由我作东，请朋友吃顿饭，虹当然在场作陪。不料，江薇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指着虹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忍无可忍，冲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
　　往我的左脸，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要不是保安及时来制止的话，我敢说我会把她揍成一个肥胖的女人。
　　说句笑话。我哪能那样没修养呢是不是？事实上，我还让她往右脸啐一口。她也毕竟不是一个疯子，扭头走了。
　　自此，我们的关系完全僵了，下班回家，胳膊碰胳膊的，也懒得看对方。我提出离婚，她又不肯。我知道，在她拿到深圳户口之前，她是不会同我谈这个问题的，还有，她之所以能进那家名气响亮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是靠我的面子，如果离了婚，她极有可能被人家解聘。我体谅一个女人的难处，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当然啦，我跟薇达成了分居协议，迄今已有半年。
　　你说什么，希望我总结性地谈谈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不错，我是一个伦理学博士，如果你让我就别的婚姻个案分析一下，发表点意见，我可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供别人参考。但是，眼下我正是“当局者迷”呀，我能说的不过是两个字：“疲惫。”
　　家庭内“离婚”
　　陆雅妮是我的好朋友，N市晚报的名记，责任感强，笔头犀利，常无情揭露剖析社会丑恶现象，在N市拥有一大批读者，知名度甚至远在其丈夫贾奎龙——N市常务副市长——之上。
　　尽管她事业有成，在外面风风光光，但一回到家里就闷闷个乐。最近，她跟贾副市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离婚”协议。